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具体日期为是年公历8月19日），经元朝中央政府正式批准，松江府划出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等5乡26保设立上海县。

上海县初立时，号称“东西广一百六十里，南北袤九十里”，实际面积约为两千平方公里，为今上海市的三分之一。其县域范围大致包括吴淞江故道以南的今上海市区、青浦区、闵行区和浦东新区等地，这一面积在后续因行政区划调整（如明清时期多次析地置县）逐渐缩减，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时约为六百平方公里，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建立上海特别市，虽然最终保留了上海县，但行政区域面积仅为152.82平方公里。这是后话。

今闵行区域大部属长人乡范围，如马桥镇、颛桥部分地区属长人乡十八保，吴泾镇一带属长人乡二十一保，浦江镇一带属长人乡十九保，而虹桥镇和梅陇镇属高昌乡。最初的县治，也就是县城所在地设在高昌乡二十五保。

当时，一个长人乡的乡境比今闵行区还要大很多，原南汇一带都是在其乡境内，再过去不远便为捍海塘。

我们大多把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作为上海置县年，所以到1992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上海县，正好为700年。为什么没有从1291年8月19日中央政府批准日期算起呢？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962年6月1日《文汇报》刊载《再谈上海设镇年代问题》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不同，上海置县的确切年代其实有多种版本。一、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说。据清《嘉庆松江府志》记载，上海是“元至元二十七年从知府仆散翰文之议”置县的，同时《元史·地理志》云：上海，“本华亭县地，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属松江府”。二、至元二十八年说。元贞元年（1295）松江知府张之翰所撰《上海县学记碑》中说：“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与此同时代的著名画家赵孟𫖯在《上海县修学记》中说“昔治为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始升为县”。这些都为与上海建县同时代人的记录。三、至元二十九年说。亲身参加建县和建立上海县学的上海士绅唐时措在《公署记》（《正德松江府志》称《县治记》）中说：“至元壬辰（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圣天主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命分……立县。”又云：“初，主簿郗将仕首至，是年闰六月二十日卜莅事。”唐时措是立县时的亲历人，他的说法更有权威性。至于出现置县年份的出入，其实也很好理解。即至元二十七年（1290），仆散翰文提出增置上海县的建议，写成奏章，因松江距大都（今北京）二千余里，路途遥远，加上皇帝批奏，这时间耽搁到第二年，也是说得过去的，而后还要任命正监县（达鲁花赤）、副监县（镇遏总管万户）、县尹（知县）、县丞、主簿、教谕、训导等一众官员，效率真的无法提高啊。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二十二日（1292年8月6日），第一个来到上海县就任的官员是首任主簿郗将仕，他带着朝廷的批复开始落实建县事宜，开衙视事。根据惯例，提议和奏请均不能作为正式置县年代，所以郗将仕到任的这一天，被后人认定为上海立县日。而首任县尹（知县）周汝楫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直到1294年春天才到任。

回过头来看看，上海建县县署初立，原是本地大事，可实际操作显得仓促、潦草，甚至说颇为敷衍。正副监县、县尹、县丞都没有到，却让一个主簿莅事挑大梁，估计郗某也是有苦说不出。他无力大兴土木，只得将南宋上海镇的榷货场改为县署。就几间狭窄的旧屋，一个“老破小”的地方，哪有什么县署该有的威仪。

郗将仕中的“将仕”，其实不是本名，是唐宋时文职官阶“将仕郎”之意，元代主簿为八品，相当于将仕郎。将仕郎为有职无事的散官，委任主簿算是补了实职，当时官场和社会上对八九品官员统称为将仕。郗主簿有姓无名，他的来历，上任后做些什么事，方志上虽无记载，但立县后的事情很多，比如要向华亭县接收田亩、户籍等档案，征收赋税，处理民间争讼，等等，都得由他来亲力亲为。

第一任上海县尹周汝楫，志书上竟然也没有他的传略，也未述其政绩，只提到他将镇学改为县学，却因经费短缺，修葺未能完工。不过在流传下来的《嘉定周氏族谱》上却有他的相关记载，说他是湖南道州人，北宋时期文学家、理学家周敦颐（濂溪）的十一世孙，进士出身，任上海县尹三年有余，后来定居浦东澧溪，又称杜浦，因为是上海最早的县太爷居此，后人称这里为周浦。不过，根据《周浦镇志》上的说法，周浦之“周”为四周河道如网之意，与姓氏无关。

县尹之上，还有达鲁花赤，即监县，一般由蒙古人担任。明《正德松江府志》中有记载上海立县后第一任达鲁花赤，是元大德二年（1298）开始上任的忠显校尉雅哈雅。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明。县志上记载一事，说大德七年（1303），鉴于县署在上年被海潮摧毁，经雅哈雅提议，县尹、县丞等众官绅捐金重修，县署修葺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