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过低被认为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事实上，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不仅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和投资增速下滑，整个社会对消费增长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期待不断上升。特别是2023年疫情防控转段之后，人们对消费增长的期待进一步提高。在最新公布的2023年的GDP数据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5%，比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

促进消费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或者只要降低储蓄率，提高中国的消费占比，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率回升。那么中国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如人们所认为的高储蓄率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

如果考察1992年至2021年中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当经济增速上升时，储蓄率上升，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相反当经济增速下降时，储蓄率也下降，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占比反而上升。

我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右轴）

根据现有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储蓄率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化。

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经济增长经历了明显的趋势下滑。经济增速从1992年的14.2%下降至1999年的7.6%。这一时期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既有1992年之后国内防过热政策额实施，也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外边冲击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储蓄率也从阶段性高点1994年41.1%下贱至1999年的34.5%。经济增速和储蓄率几乎是一对一下降。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此期间，经济增速从2000年的8.4%一路飙升至2007年的14.2%。在此期间储蓄率也一路从36.9%提升至50.7%。经济增长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带动储蓄率上升两个百分点。加入WTO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为国内提供了廉价的资金，而且以土地资本化实现的快速园区工业化也大大提高了投资回报率。净出口和投资快速增长相对挤压了消费增长，造成储蓄率上升和消费占比下降。这一时期除了结构性因素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因素造成的消费占比下降之外，储蓄率的增长具有投资回报率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之后的时期，随着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储蓄率也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的9.6%下降至2019年的6.1%，储蓄率也从51.9%下降至43.6%。这意味着最终消费率从48.1%，提升至56.4%，提升了8.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伴随储蓄率下降两个百分点。

消费占比不断提升没有带来经济增速反弹，反而出现了经济增速的不断下降。究竟是经济增速下降带来了消费占比上升？还是由于消费占比上升反而造成了经济增速的下贱？过去30年的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速和最终消费占比所表现出来的负相关关系似乎使我们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尴尬局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最终消费的比例；要提升最终消费的比例就会出现降低经济增长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而鱼与熊掌就是我们迫切所需的。

理解经济增速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白经济增速上行阶段，储蓄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紧约束，而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储蓄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储蓄率的下降仅仅是最终消费占比被动上升的结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占比总和为100%。排除净出口的变化，消费占比和投资占比此消彼长。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消费占比额提升更可能是由于投资占比下降造成的“虚胖”。提高消费占比并不是促进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

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要看消费的占比，更重要的是看消费支出增加是否带动了消费品生产企业投资回报上升，是否能带动相关消费品行业投资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这种收入增长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收入增长，而是有持续的投资回报率为支撑的收入增长。

近期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充分体现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消费的思路。《意见》不仅提到加强发展民生事业，解决急难愁盼，还要求要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除了促进银发消费之外，《意见》还大量涉及增加有效供给的内容。通过促进银发消费，为相关行业带来政策利好，做大做强银发产业。银发产业既涉及高科技养老产品的开发，又涉及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高科技产品开放方面，《意见》要求围绕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项目。加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专项对银发经济的支持力度，把数字经济和5G技术与银发产业联系起来。在劳动密集型服务方面，增加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养老服务供给的制度成本。在解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降低家庭养老的负担，使养老服务成为具有内生能力的新兴产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