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三次全委会上社会现象评论怎么写，评论家们多次提到“红包评论”，拿了“红包”，就顺着作家说话。这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

中国文坛有一个公开的“潜规则”——拿“红包”写评论，而且近年愈演愈烈，导致评论家只有溢美之词，对作品的不足之处却一言不发，但也有人认为评论家应该得到劳动报酬，“红包评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缺少既定的评论制度。

行情：500元至10000元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北京评论界有一个大致的“红包评论”行情标准：写一篇评论文章，“关系户”500元左右、无关系者1000元以上(不含出席研讨会吃、住、行等费用)，当然，这个标准仅仅指一般评论家，如果要找知名评论家写评论，则更高。如果出席作品研讨会，则在以上标准上，增加吃、住、行及赠品，其费用要看接待规格。

此外，知名评论家的评论标准一般为每篇评论文章2000至3000元，最高的可达千字万元，如果是圈内的朋友，“有关系”社会现象评论怎么写，则1000元即可。

甚至还有作者自己写好评论文章，只请评论家署名而已，其费用一般稍低于以上花费。

在这个“潜规则”中，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评论界有句话叫“有关系，什么都好说”。

红包评论：已是普遍现象

对文坛的这种现象，西北大学教授、评论家杨乐生尖锐地说，这是全国普遍现象，而且不局限在批评界，各行各业都一样，有些还是变相红包。“现在是商品社会，人都想挣钱，想出名，出版业也是商业环节一部分，所以作品出来后，都想造成些社会影响。”杨乐生说，“但这些开研讨会的人里，绝对是想出名的占的多，现在好多作家拒绝开研讨会，因为没意思，大多数研讨会都是哥们儿、弟兄来吹一吹，抬抬轿子，挠挠痒痒。”

他认为这个现象的产生，和社会风气有关：“难听一点说，社会有腐败环境，评论、批评本身也难幸免。现在人都很聪明，研讨会上说说好话，文章里多吹捧一下，作家高兴，办活动的人高兴，皆大欢喜。但问题是这和批评底线、批评的道德要求不符，什么是真批评？巴结吹捧算什么批评？”

在一般研讨会上，每个评论家拿红包的多少都是互相保密的，红包“不透明”，因此他称这是“一个势力的潜规则，不是务实的潜规则”。

评论家：劳动应得到回报

尽管大家对红包评论都持反对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评论家付出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我国，评论家只是一个社会角色，而非一个职业，一般的评论家都有其他的工作，但作为“评论家”是没有“工资”的。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国平认为红包批评是借用词，它的本质是批评家对某作品发表看法时有没有拿对方报酬，有没有被对方收买，但评论家经常面对一些很看不上眼的“垃圾稿子”，也会付出很多心血阅读和研究。

“要你开研讨会、要你写文章评论，但你有另外的文化消费，你有看不完的经典，读不完的名著，有很多的消遣，为什么偏要去看垃圾文章呢？”李国平说。

杨乐生对此持相同观点：“我看了一个让人恶心的长篇小说，我本身受了那么多痛苦，区区几百元就可以换回来吗？我要是有钱人，我就把那两百元烧了。”

杨乐生认为评论家的“红包”挣得很痛苦，因为批评付出的代价和收入根本不成正比，一本书看几遍就写1000字，这是个苦差事。

建议：让评论报酬制度化

对文坛的这个“流行病”，有没有对症的治疗方案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国外的文学评论。

杨乐生介绍，德国的评论家和作家、诗人根本不见面，他们很忌讳见面，因为见面的话就可能带来倾向性，评论就会有假话、有感情色彩，在报酬上，评论家则享有非常高的稿费，有时一篇优秀的评论的稿酬便可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我们国家的传统是更看重人情，因而制定一个“游戏规则”是所有人的期望。

在目前没有高额的稿酬给评论家的现状下，如何改变“红包评论”满天飞的状况呢？

杨乐生说：“评论家的报酬应该有一个方方面面认可的游戏规则和标准，评论家的劳动报酬是明的，任何人都应按照规则办事、缴税，建议搞一个联系、策划、批评的机构，什么样的作品要评论应该给多少钱，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多少标准，这尽管有点恶心，把批评家弄得跟坐台小姐一样，但关键是这个标准是公开公平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暗箱操作的余地，但可能这只是个近于理想的希望。”本报记者 狄蕊红

红包的颜色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废话，红包嘛肯定是红色的呀。其实不尽然，红包也可能是灰色、黑色，或在酱缸里浸久了的那种色。

很难断定，拿了红包的各位评论家，面对一部作品，依旧会心如止水、不偏不倚、出言公允。当然，一棒子把天下评论家打晕，一是棒长莫及，二是并不尽妥，因为常有评论家耗时费力读完几十万字，写下数千字一篇评论，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一盒过期的茶叶、一条发霉的假烟而已，在人情淳厚而羞于言利的陕西，更是不乏其人。有人会替评论家喊冤，这块浅水塘里蹦来蹦去，能泛起几圈涟漪？能兴起几多风浪？当然更不能与某些人比了，评论家跑一辈子场子，可能也跑不来大贪官赏给小蜜的一个零头。悲哀吗？如果人人皆去跑场子，那就不仅是评论家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这个时代的悲哀了。

文学评论家是该有职业自律，不应该闭着眼睛把一条条“瞎狗”扶上墙，然后陪其一起鸣叫。再说了，评论家其实能量也有限，把一部作品捧得流油或骂得狗血喷头，又能如何？海量的出版物面前，人们早已不再唯评论家们的尊口是瞻，而习惯了用眼睛投票、用脚丫子投票、用口水投票。倒是美术评论家们越来越吃香了，南京有大腕开出了十万元一篇文章的“天价”，如果真有画家随其马屁文章而身价倍增，那一篇文章开价十万元真是多了么？

其实还应注意的是无形的红包，有人也许分文未取，但因其长期在文坛小圈子里的冬烘或乡愿，也会大发“善心”，把一部平庸、浅薄、朽腐之作，吹得天花乱坠。回首平生，马屁中浮沉着一堆红包评论，本身便是对一个评论家最大的惩罚。更要提防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恶意炒作。万不可因红包讨论而遮蔽了真正的佳作，一部大家叫好的作品，不能断言其一定是红包买来的，那样对评论家的整体职业形象也是个亵渎。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