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造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苏州城由此建立，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现在的上海地区当时还只是一片水乡泽泊。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苏州的吴文化登峰造极，经济也是持续的繁荣。秦朝，苏州已是会稽郡的治所，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繁荣程度仅次于长安。在元代，这里是江淮行省，置平江路，领六县（包括嘉定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雏形出现了——吴郡（苏州）华亭县的一个叫华亭海的荒村。在明清两朝，上海还是一个十分萧条的港口，而苏州已是“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分析当时两地的发展情况，具体来看：

上海与苏州在行政上从属性：在元朝，上海诞生于苏州所管辖的华亭县。明清时期，由于经济发达，苏州的政治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明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今上海地区）六县。在清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元和、昆山、常熟、吴江、新阳、昭文、松江（今上海地区）、震泽九县。在明嘉靖以后，应天巡府移驻苏州，从此直到清末，都是江苏省会。清代江苏布政史驻苏州其间，苏州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从历代的行政区划来看，上海是苏州的一部分，从属于苏州。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同时政治因素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当时苏沪两地在行政管辖上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在经济上对苏州的依附性。

农业——经济的坚实基础：苏州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地区之一。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明代万历中，苏州一府交纳的田粮为209.1万石，占全国的7.5%之多。而刚刚兴起的上海，没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土地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耕作积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不高。农业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农业为苏州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上海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手工业的发展：元代，苏州织染局首建于平桥南，到了明代，移建于天心桥东，清顺治三年又重建了苏州织造局，并分总织和织染两局，俗称“南局”和“北局”。苏州与江宁、杭州并列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明朝这里已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局已拥有织机660余架，机匠近2000余人，后来规模更为庞大。松江，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诞生了为中国纺织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黄道婆，当地纺织技术是十分先进的，产量也较大，曾经设立过织造局。但松江纺织业的规模与苏州的“东北半城，万户机声”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其发展也没有苏州迅速，后来松江织造局并入苏州织造局。

商业的发展：苏州的商业较之手工业更为发达。金阊、观前，市肆鳞次栉比，万商云集，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市场，与杭州并称为繁华之都，甚至，苏州城市中心市场的地位比杭州更为突出。外地客商在苏州建立的会馆达成30多处，苏州城市经济对江南以及粤、闽、皖、鄂、湘、赣、鲁、陕和东北地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可见其区域乃至超区域的开放性功能。处在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发达这是多年来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结果，不像国际经济那样具有发展迅速的特点。与苏州相比上海颐生农产品公司，年轻的上海缺乏这方面的积累。同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苏州发达的经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吴文化，使苏州深具文化底蕴，保证了教育的高质量，培养了多种多样的人才，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形之中，形成了对其他地区官员、富商、文人的吸引力、号召力。上海地区的文化则具有多种文化混杂的特点，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吴文化。这种交融在封建社会是不会被接受的，况且上海的文化发展时期太短，谈不上对别地区的吸引力、号召力。

发达的内河运输与闭塞的对外贸易：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家是封闭的。虽然历朝历代对外贸易都有一定数量，但其在全国经济所占的分额相当少。清朝曾多次进行海禁，这严重阻碍了外贸的发展。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既可作为河港，也可兼作海港，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其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但是在对外经贸严重闭塞的封建社会里，这些优势根本无法体现，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苏州城因为有京杭大运河流经，发达的漕盐运输将丰富的农产品带出去，带来更为丰富的商品，位于长江边的浏河港（隶属苏州）也有大量的物资中转，运往苏州及杭州。发达的内河运输、闭塞的对外经贸，也是造成上海的经济实力逊于苏州的重要原因。曾有人说：“在封闭时期，苏州必成为上海的向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赋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实力：明代，苏州以全国1%的田地，承担了全国11%的赋税。清代，全国年征银四千万两、粮四百万石，每石需交银4两以上，两者相加共和银五千六百余万两，而苏州年征粮80多万石，银82.5万两，加浒关关税，所征赋税约440余万两占全国的7.9%，负担分额超过了绝大多数省份，与浙江等几个富裕省份的全省收入相当。可见苏州经济之繁盛。

可见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苏州凭借农业的坚实基础，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文化上的吸引力，内河运输上的突出优势，在经济方面具有接近今天上海在全国所占的地位——经济中心。上海无法超越苏州，一定程度上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苏州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滞后发展及上海的迅速发展

苏州自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逐渐兴旺，商市活动开始活跃。因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刺激，苏州手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也就萌发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的苏州手工业占全国之冠，并促使苏州的商业资本十分活跃。但是19世纪40年代起，清朝国势日渐衰落，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各项辱国条约。开放通商口岸，洋货得以侵入而大量倾销对农产品的掠夺，促使我国原有的商业资本分化和改组，手工业受到很大摧残，以至资本主义萌芽也得不到顺利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领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为了维持统治，提出“师夷长技”走积极兴办洋务的道路，开展“洋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首先在苏州胥门外创办近代军火工业“苏州洋炮局”，制造军火。此后又提出“自强”、“求富”的目的。所以90年代最后办起军火工业以外的其他工业。苏州在1897年又开办了投资达42万元的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这标志着苏州近代机械工业的发端。

清政府虽首肯“洋务运动”，但是并未放弃闭关锁国的重农抑商的一贯国策上海颐生农产品公司，以维持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还是想方设法地局限民间工业的发展。例如苏纶纱厂、苏经丝厂和清末陈德泉创办的江苏省立第二工厂（布厂），都是官办式官商合办的以官僚方式经营的工业。民间工业仍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且官商合办的苏纶、苏经两厂，在创办时集中了苏州所有富商的民间资本，但是在经营过程中却受到很大的压抑和干扰，因此使这批可以成为苏州近代工业的投资者，视工业为虎，不愿继续投资，而是把大量资金转移到申江，投资于那里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清末民初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纷纷提出抵制外货、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挽回权利等口号。在此形势下，掀起了二次投资办厂的热潮，改变了官商合办、半官商合办性质的工业在全国企业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形成苏州民间工业的初次勃兴。苏州在当时陆续开办的有源盛丝厂、生生电灯厂、瑞记汽水厂、颐和罐头食品厂、苏经绸厂以及染织业劝业布厂等八户。但是新增者大都是一些中小工业，而且本地资本家者为少数，使用电力机械者更属少数。根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记载：“截止1912”年底吴县工厂数（大多是手工作坊）为76户，工人一万余人，全年总产值三百万元以上：这些数字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可以说明吴县（苏州）近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种欣欣向荣的现象可惜为时不久，即为列强大量的商品倾销和来我国设厂的冲击与排斥，使一些民间工业无力竞争而倒闭。苏州近代工业的兴起仅仅昙花一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暂时无暇兼顾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因为海洋运输不畅，洋货锐减，给了我国工业一个大好的喘息机会，国货得以畅销。一些经过相当长的困苦曲折道路而幸存的手工业，例如丝织业和染织业等深感必须将早已投入工业生产关系中去的商业资本彻底改组为近代工业，惟有这样才能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在民国五年以后有纱缎庄改组增资，创办资本主义工业性质的振亚丝织厂、东吴丝织厂。到1927年在东半城由手工业陆续成长兴建的绸厂共有36户，共有36户，工人3000多名。染织厂陆续开设也有9户之多。最大一家兴业布厂有工人260余人。这是苏州手工业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的转折时期。苏州电汽厂亦于1919年建立。

一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加紧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以弥补战争的创伤，我国工业又受到打击。苏州的丝绸、缫丝等再次滞销，部分工厂因此停业。在此期间仅有鸿生火柴厂、华盛造纸厂、华章纸版厂等数家，由外来资本投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厂在苏开设。其他小厂有开有闭，没有兴旺的迹象。工业在苏州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至此仍未摆脱商业消费城市的格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苏州不久即沦陷,全城人迹罕至.日军纵火行劫,工商业损失惨重,商店无货可售，工厂机器大多受到破坏。居民返城后，几乎是在在废墟上重建工商业。日伪政权在苏建立后，不久即定苏州为江苏省省会。一时间，官员云集，烟赌猖随之而兴。日军推行清乡政策，苏州市内人口骤增，苏州首次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继而太平洋战争发动，洋货绝迹，而日军又需在我国搜刮工业品、农产品以补日寇的战争需要。为适应这种市场需要和苏州的特定环境，一时外地资本家纷纷来苏设厂，竟成为苏州近代工业的第二次勃兴。可惜这种兴盛时期来时迅猛，去时亦速。在抗战胜利后因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滥发货币，物价暴涨，以致百业凋敝，一些应时而生的工厂纷纷倒闭，幸存的更是奄奄一息。至此，苏州已从全国第一手工业都市，逐步降为一个消费城市。

素有富甲天下，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中渐渐落伍，竟会降至一个消费城市，有两个明显的原因：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农业一直是苏州地区的经济基础，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工商业则受到抑制、排斥。可以说发达的农业，悠久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古代苏州得以发达的原因，也是近代苏州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发展的制约因素。

而相邻的上海自从1840年开埠以来，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进行经济交流，涌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与主语、处于封建时代生产力水平的苏州形成鲜明的对比。大规模地开设工厂，自然要选择地理位置，选择易于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交通灵便，通讯设备优越的城市。在这些方面，上海较其他通商口岸远为优越，因而成为他们集中投资之地。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外资企业急剧增长。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上海的金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也都有了迅速发展。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竞相在上海投资设厂。据统计，从1895到191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91家，开办资本为4855.4万元，其中上海为41家，资本为2090.3万元，厂数占45.1％，开办资本占42.8％，可见上海在全国外资企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资本在上海设立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与金融资本相结合。

与此同时，上海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初步发展。1895年至1911年，上海新办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112家，占全国总数的25.1％，开办资本2799.2万元，占全国总额的28.6％。这一时期，上海民族工业无论数量、门类、开办资本及工业密集程度，在全国均遥遥领先。近代上海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推进了上海杨树浦、闸北、沪西等工业区的形成。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到80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的款项调拨总额中，已占80％，但局限在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汇兑业和拆放业务上，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之间的联系还不广泛。90年代以后，上海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对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起来。甲午以后，巨额赔款、累累国债，清政府财政危机日亟；洋务企业资金日绌；商办企业资产之短缺，“新式”银行之巨额利润的刺激与引力，促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诞生。1897年5月27日，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开办初期，主要营业活动有：吸收存款；拆放业务；发行钞票等三项。1897—1911年，全国共开办17家华资银行，其中10家在上海开设了总行或分行。

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金融体系和辐射到四面八方的金融网络。它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货币资本，据１９４６年６月统计，它的银行、钱庄的存款额占全国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４３．５％。不仅巨额资金在这里集散、吞吐，而且全国借贷利率和金银外汇行市也以它为转移。它集中了数量众多、业务发达的各类金融机构，包括票号、钱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上海金融业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但在鸦片战争前，已有钱庄业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它在明末至清乾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独立的行业。可以说上海已经完全取代了苏州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都市，但要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将上海作为统治中国的基地，其经济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这在解放后，得到根本改观。

苏州和上海的兴盛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大地理环境，甚至走过相同的道路，有过相似的功能，但“在封闭时期，苏州必成为上海的向往。一经开放，上海必越苏州而上。”，这一方面是“内陆与居海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因素，上海的成功经验值得苏州借鉴。

◆结语

苏州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进行着角色上的转换，可以说，两者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近代、上海的兴起离不开苏州的经济基础。现在，苏州正踩在上海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一次经济的飞跃发展，重振当年风采。

现在，当我们向外国友人介绍苏州这座城市时，不可缺少的一句话是“苏州是距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最近的一座城市。”相信不久的将来，这座古典与现代高度融合的城市将以自己的独特魅力赢得世界所有双目光的注视，那时可以自信地说一句：

“这就是苏州，是中国的苏州，也是世界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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