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城市地区都有其标志性产业：纽约、香港、伦敦以金融业著称；洛杉矶靠娱乐出名；旧金山则是信息技术；休斯敦盛产石油设备；米兰的时装举世闻名；纳什维尔乡村音乐众所周知。

今天分散在各地的制造业，在19世纪曾经特别集中在某些城市的集群中，一些较小而不太知名的城市现在仍然如此。如今，在发达国家，城市专注于服务业部门：高科技、医疗保健和医疗器械、软件、物流和金融。

一．产业呈现多样性

专业化有时很难用肉眼识别。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城市产业呈多样性特点，而不是单一的标志性集群。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广州或上海，均汇集了多种不同产业，因此经常被描述为“多元化”而非专业化。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城市系统提供给工业集群发展的其他地点比较少，结果大量生产活动涌入这些数量有限的地点。

在发达国家，鉴于经济活动能够在很多可以提供基本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的不同城市地区间做出选择，城市地区的经济基础便渐渐缩小了。即使这样，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多样化的。例如，洛杉矶地区包含几个领域的大型集群：娱乐业、航空航天、抵押贷款、物流和轻工业。然而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巨大区域中，每一个集群都会比那些较小区域经济中的集群规模更大。

二．相似工作的聚集

许多经济上成功的地区和城市也并非具有鲜明的强大产业集群。相反，这些地方将大量功能相似的工作集中到一起，但并不限于单一的或相关的产业。例如，美国南部的许多城市都有制造业岗位，其相似之处在于所做工作的类型（比如装配），而不是产品的类型。现在，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具有“功能专业化”岗位。例如，广州专门从事组装；班加罗尔专营在线客服。

城市地区的经济动力是贸易行业，它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将劳动力和收入锚定在一个特定地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内市场。在任何时候，无论当地服务业可能看起来多么强大，如果贸易岗位消失，服务业就一定会衰退，正如众所周知的底特律等城市一样。

在那些基本特征（如劳动力和资本、知识、交通条件等的类型与价格）相似的地方，如果其行业或企业具备规模经济，它们之间就可以进行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比如在少数地区集中生产就会比分散生产成本更低。如果这种集中生产的成本比远距离运送产品到市场产生的运输或贸易成本更低，那么专业化和集聚就会产生贸易。

三．生产不再依赖自然资源

不论是作为大企业还是一个集群中的许多有外部联系的企业，生产的集中都不依赖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气候或靠近海岸和河流。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贸易都依赖于自然特征，如邻近水路，因此这些自然特征决定了城市化的模式。但是现在，几乎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都有可能创建良好的运输链。因此自然因素不再是城市区位选择或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些城市不一定邻近海岸和河流，但还是要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大量的地方基础设施，从而服务于企业和家庭。

即便现在的运输服务如此廉价和充足，大量同业企业或关联紧密的产业有时仍会集聚在一起。当然，也有一些产业不再聚集在一起，这反映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的投入品采购（外包）上。工人们随着工作岗位迁移到大企业及产业集群所在地，反过来企业为了利用集中在这些地方的消费市场，便会跟随工人而来，于是城市会在这个自然循环的过程中顺势崛起，如此周而复始。

在几乎所有的产品品种层次上其贸易成本（在发达国家）都很低，所以不会同时挤入相同的地点。发展中国家除外，因为那里的初级城市化服务仍然处于稀缺状态。

四．远程共享成本高

在“食物链顶端”的经济活动中，即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等，本地投入的共享水平可能相当高，因为远程共享很昂贵，而且很复杂。这些活动的产品种类很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很高，从而提高了中间品的贸易成本。

第一，不确定性使知识很难稳定和规范化，因为这么做的固定成本太高。第二，因为产品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抑制了纵向一体化，这些产业都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因此需要使用大量不同的工具来协调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些工具包括大量涉及知识共享的谈判和合同，以及许多非正式的协议和“提示”。这些系统越不正规，它们就越倾向于在行为人的地理集中网络里本地化。

正是通过大量的面对面接触支撑的人际关系以及其中的“非贸易相互依存”，才是把它们集聚在各地并将它们彼此黏结起来的高成本黏合剂。

未来产品和工艺流程高度不确定的产业无法熨平其产出水平。因此，在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这些产业需要避免囤积劳动力，而在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又可以迅速获得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在这些不稳定的市场中，工人必须能够顺利地在工作间转换，将其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与雇主的需求重新匹配。要在不囤积劳动力的情况下解决匹配问题，就要有大量的雇主和工人储备。

是大批专业人才储备吸引了大批分散但相互关联的企业，还是企业集聚后带来自己的劳动力储备？

美国许多州都曾经试图诱使好莱坞脱离洛杉矶，它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也提供了很多电影拍摄地，但并没有从洛杉矶吸引走那些电影公司的大本营和为娱乐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从业者。这是因为在该行业寻求高收益的人留在洛杉矶，通过他们错综复杂的网络和人际关系获得新的工作。这些人不会自发地迁移到奥兰多或是其他任何试图发展电影业的城市。

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是如何去到他们最初去的地方的？以好莱坞为例，20世纪初，由于一些剧团经理人到洛杉矶从事新的电影技术工作，基于百老汇和歌舞杂耍的纽约原有娱乐业，遭到了极大的组织性破坏。最初，这些电影企业带到洛杉矶的是一些关键人物。从那时开始，随着很多电影厂的出现且数量倍增，从业人员流入好莱坞，好莱坞就这样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才储备。

再看另一个例子，纽约作为银行业和大公司总部集聚地的历史由来已久，当前的纽约金融服务业就是通过启用该城市这方面的人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生活在那里的原因是他们在那里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工作是因为有很多企业在那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集群是技术学习和本地化知识溢出的场所。

五．产业的分散

产业空间行为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分散性。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分散形式。第一种，各行业通过把一些生产环节分散到外围地区，从而将常规化（降低技术含量）、低贸易成本以及提高规模经济结合起来。第二种，在之前的外围地区形成新的集聚，容纳那些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成熟活动，但是通过在欠发达地区的再聚合来完成。成熟的制造业离开发达国家，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新兴经济体形成新的大工业城市，就是这种情况。

最近大规模的分散就是制造业的全球化。20世纪下半叶，制造品的贸易成本下降，使制造业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生产系统不断将自己拆分到不同地区。20世纪40年代，美国原材料加工产业南迁；截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机械工程的核心产业开始向南部和西部迁移；截至90年代，已经全部搬迁到沿海地带。甚至硅谷和华尔街现今也大多是为远程生产系统的最终产出提供智囊服务的，即成为它们的概念、设计及创新中心。

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产业处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并以出口为导向，并不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同类产业，它们的创新程度很高且远没有达到技术上的成熟。因此，虽然大家普遍把现在的广州叫作“21世纪的曼彻斯特”，但这种类比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19世纪的曼彻斯特更像今天的硅谷，而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或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它们扮演的角色才更接近于广州。

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建立它们的城市系统。最显著的例子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其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都涌到了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增长，现在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正在“向西推进”，与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发展十分相似。第二个例子是向美国阳光地带的迁移，轰轰烈烈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的人口和企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容许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第三个例子是受到人口变化缓慢和大陆一体化双进程影响的欧洲老牌城市系统，其特点是中等规模城市占据的比例很高，它们的政治重心是要维持所有城市和地区的生存能力。

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如果贸易的总收益很高，很可能会对收入分配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集聚过程也有类似的效应：集聚收益越大，就越有可能加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快速的解聚也可能如此。当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很有可能会带来同样严峻的分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