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林 教授
王小林,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兼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金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六次产业研究院博士生。中国未来产业政策数量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且空间分布不均衡。文章认为,可以从构建差异化协同发展格局、吸纳地方经验动态调整发展方向和创新生态系统3个培育路径进行优化,抢占布局未来产业的先机。
中国式现代化处于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未来产业,极可能发生在新领域新赛道,也将成为推动一国实力长期增长的源泉。以大数据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引领,并在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交叉融合应用,将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于2019年布局未来产业研究,并在2021年正式发布战略咨询报告,明确提出“未来产业”(Industries of the Future)概念,并在科技创新、基金支持、财政预算等方面作出配套政策措施。可见,中美两国都对未来产业作出了重要布局。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提出,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地方政府相继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相关政策举措,并将未来产业作为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赢取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2023年9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未来产业成为政府、市场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与发展所驱动的复杂产品生产空间演进是推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战略规划、各级政府的响应和扶持以及各类资本的推动,尤其是创新力量的投入。尽管全球前沿科技演进的基本逻辑已有端倪,但未来产业具有阶段性与成长不确定性的特征,各地未来产业发展前景仍不明朗,需要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为培育未来产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厚植未来产业发展土壤。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科学有效的未来产业政策对推进未来产业发展十分关键。但是,从当前地方政府出台的未来产业政策规划文件来看,规划中遴选出的重点建设产业不一定能够形成未来产业;相反,未来产业也很可能在规划之外涌现。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文献集中于对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鲜有对未来产业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因此,对当前各地未来产业政策布局作出科学研究,描述和解释当前我国未来产业政策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对全国各地未来产业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培育未来产业的路径选择,可以减少产业布局的跟风现象,避免资源错配。
当人类社会遇到较大灾难时,自然会思考未来。从早期的原始先知(Primitive Prophet)对人类社会不具有科学性的预测和预知,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恩格尔、马克思、圣西门等人从“科学预言”转变为“预言科学”。政治家、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未来简史》中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对未来5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气候变化作出预言,并讨论了技术进步将以何种方式颠覆人们的工作、休闲、教育、医疗、文化和政治制度。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把“信息社会”描述为继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在《权力的转移》中,他探讨了“知识”在权利转移中的关键作用。代表性文献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解释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内的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理论价值和对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前瞻性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为传统生产力变革跃迁提供了中国方案。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范畴”。为此,要以新型举国体制确保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对新质生产力萌发的协同作用,布局和形成一批以新促质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壮大经济学界对未来产业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从生产要素变革角度对未来产业展开讨论。受哲学家和未来学家关于“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讨论的影响以及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潮流的影响,经济学界认为“数据”和“知识”是新的生产要素。因此,未来产业是依赖新生产要素的产业,如在数据和知识要素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提出六次产业划分理论。二是从前沿技术发展推进产业升级转型、交叉融合应用以及对相应的产业组织变革角度展开讨论,总结前沿科技交叉应用的特征,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二元结构迈向“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信息空间”三元结构,未来产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组织形式将发生相应变革。未来产业因其长期性、锁定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具有先发优势。未来产业是面向未来中长期发展的新型产业群,因此,其发展有不确定性,应避免资源错配。三是针对部分地区布局未来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政策总体布局慢、省内发展不平衡,要素生态不健全。从探讨未来社会到提出未来产业概念,哲学界、经济学界等展开了有价值的研究,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展开了深入讨论,但关于未来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政策的具体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已经做出的未来产业规划和政策的研究基本空白。本文对2013—2023年中国未来产业政策扩散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政策扩散理论与LDA主题分析模型,构建中国未来产业政策扩散文本分析框架。1969年,Walker从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的视角对美国各州的政策传播进行研究。政策扩散理论认为,对于某一特定时间或地区的政策如何进行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从时间、空间、组织、内容4个维度进行探析。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政策扩散分别呈现为政策发布主体的数量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组织维度则是具有异质性的多个主体如何推进同一政策;政策内容维度上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政策在内容、目标、风格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在既有政策扩散理论基础上,从政策扩散的时间、空间、组织、内容4个维度,对未来产业政策布局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在组织维度上,主要探讨未来产业政策发布主体的横向部门间合作与不同政府层级间的纵向互动。在政策内容维度上,梳理各地区未来产业的重点建设领域与目标,结合使用文本挖掘技术中的LDA模型,对不同层级和地区的政策内容进行热点主题追踪,避免既有研究在政策内容分析上的主观性和信息抽取的片面性,见图1。本文构建的基于LDA模型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包含5个步骤(如图2所示)。第一步,搜集未来产业政策文本,并对文档格式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步,使用Python软件的“jieba”分词工具对标准化的政策文本进行分词,构建停用词表去除无效词汇;第三步,将词汇表转换为词表向量,建立LDA模型,并设置超参数、迭代次数等关键参数。在Python软件中执行LDA模型,得到主题数量、每个主题下的关键词及其贡献强度等;第四步,使用Python软件中的pyLDAvis包对结果进行可视化操作,根据关键词理解判断各主题的内容;第五步,对每个主题解释和比较,进一步分析未来产业政策内容的特征。由Blei等提出的LDA主题分析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是用于文本主题建模的概率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任一文档都是由多个主题混合而成的,任一主题都是单词的概率分布,形成文档—主题—单词的三维映射关系。该模型通常通过使用变分推断或Gibbs采样等方法进行模型训练,可以找到文档中出现概率最大的主题分布以及每个主题中的单词分布,从而理解文档集合中隐藏的主题结构。LDA模型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公式(1)。其中,∝和β分别是文档—主题分布和主题—单词分布的超参数,本文使用Python编程语言,在gensim中将这两个参数设置为auto,即模型根据数据规模自动调整参数。T是主题总数,D是文档总数。本文使用Gibbs采样方法,设置迭代次数为1000。本文基于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全面性和可得性原则,将北大法宝、各政府官网作为数据来源,搜集整理现存的未来产业专项政策文件。去除申报通知、政策解读等数据后,共得到由省级和市级出台的政策文本47份,其中省级13份、市级34份,见表1。
从未来产业政策扩散的时间维度(图3)来看,深圳于2013年率先布局未来产业,2017—2020年是缓慢增长期,2021—2023年为快速增长期。中国未来产业政策呈现“地方首创—中央政策—地方跟进”的演进状态。未来产业政策布局的数量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深圳2013年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部署培育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随后几年为政策空白期。2017—2020年,政策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各种细化政策也开始出台,如厦门2020年出台实施《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2020年,“十四五”规划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发展布局未来产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等各部门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2022—2023年,未来产业政策呈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截至2023年底,约34个省/市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未来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划通知、行动方案以及配套资源支持等专项政策。按照政策分布的区域,未来产业的横向扩散总体上呈现“东部向中部”扩散的特征,且空间分布不均匀。从省级层面上看,东部地区的浙江、上海、北京、江苏与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江西相继出台未来产业专项政策。截至2023年底,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在省级层面暂未出台未来产业的专项政策,仅检索到四川和云南有关企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申报”的通知,以及《四川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从市级层面上可看,东北地区的沈阳出台实施《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沈阳市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规划(2018—2035年)的通知》,东部地区的深圳、邯郸、杭州、宁波、厦门等,中部地区的忻州、吕梁、郑州、九江、唐山等也出台了未来产业的专项政策。未检索到西部地区有市级层面未来产业专项政策出台。东部与中部地区在政策发布数量上相近。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较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使未来产业空间布局不均衡。政策在组织间的横向扩散主要表现为,政策发布组织的类型多元化且部门间合作增加。特别是当政府发布政策后,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响应政策,发布本部门专项支持政策,使未来产业政策呈现向多部门扩散格局。以深圳为例,2013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后,深圳市各部门政策及时跟进;2014年,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与科技创新委员会联合印发《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2年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年)》。政策在组织间的纵向扩散主要表现为政策“自下而上”的传导和“自上而下”的吸纳。从2013年深圳首先发布未来产业政策,到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正式提出未来产业,经历了8年“自下而上”的缓慢扩散。2021年中央发布未来产业政策之后,“自上而下”的政策扩散效率更高,地方政府对于更高级别层面的政府政策落实强度增加,省级政府的制度压力会推动地方政府的政策扩散。如山西在2021年4月提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十四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后,迅速得到忻州、吕梁、运城等7个地级市的响应。河南在2021年12月发布《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后,至2023年底,共有郑州、开封、驻马店等9个地级市跟进发布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或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总体上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率先出台未来产业政策,中央出台未来产业政策后,各地区、各部门政策及时跟进,自上而下高效率传导,虽然地方的政策创新探索较多,但上级政府部门对未来产业政策也持审慎态度。以辽宁为例,2018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出台《沈阳市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规划(2018—2035年)》,但辽宁并未出台未来产业的专项政策。河北的邯郸与唐山分别在2017年和2022年出台有关《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河北虽举办了“河北省未来产业联席会议暨首届未来产业发展论坛”,但在政策文本中,仅在2021年《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简要提及布局发展未来产业,并未对此出台专项政策。未来产业政策双向互动的局面尚未形成,可能会导致地方政策在落地实施过程中缺乏更高级别政府的资源支持。各地区的重点建设产业或科技集中在未来健康与未来新材料领域,鼓励未来科技与传统工业产业的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重点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各地根据各自对未来产业的理解,结合自身优势,在专项政策中谋划布局了一批未来产业。本文通过对25个地级市和2个直辖市发布的未来产业专项政策进行整理,统计出未来产业的重点建设领域与相应的布局城市。由表2可见,一是各地对未来产业的定义不同,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是多地布局未来产业的重点领域,而上海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并未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列入未来产业规划,而是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推动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与产业化,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二是大部分城市都将未来健康(生物医药)、未来新材料、新型储能与新能源、芯片等定义为未来产业,并在这些领域进行布局,而关注未来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区较少。按照政策扩散分析框架中的时间、空间、组织和内容4个维度,本文分析了中国未来产业政策的时间、空间和组织特征,在内容上梳理了各地区的重点建设领域和目标,本节使用LDA模型重点分析未来产业政策内容的主题特征。由表3可见,未来产业政策中,词频较高的是“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未来产业”“企业”“材料”“重点”“建设”等词,表明政策中包含这几个词相关主题的概率较大。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初步了解与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产业政策的方向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企业建设、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项目培育、产品研发、项目支持等。发展是未来产业的关键任务,技术和创新是未来产业的驱动力量,企业则是重点关注对象和发展的载体。通过创新、技术以及对企业进行支持,增强企业实力,培育一批高精尖企业,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产业政策中的重点内容。本文根据政策来源,将政策分为省级和市级两类,然后依据政策发布区域将政策划分为东部、中部两类,分别比较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区政府政策的区别。另外,本文依据一致性得分,逐步增加主题数量直至内容领域不再相互独立,设置3为最优的主题分类数。由于得到的每个主题与贡献度最强的前几个关键词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表3中报告了每个主题以及对每个主题下贡献强度最大的前5个关键词。本文在处理中排除了“很”“特别”“尤其”等程度副词以及其他没有政策含义的高频词。首先,对省级和市级两类不同层级政府的未来产业政策分别进行主题提取分析,结果见表4。本文经过对每个主题所包含关键词的理解,将省级未来产业政策得到的3个主题分别命名为“场景搭建”“示范引领”和“政策保障”。对“场景搭建”主题贡献强度最大的关键词分别为场景、突破、改革、人才等。智能化改造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和广阔市场,以颠覆性技术突破为引领,汇聚优秀人才团队,建设未来技术早期应用场景,是培育未来产业的方向。该主题包括关键词“工业”,反映了未来产业政策规划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工业应用层面,通过壮大云计算等应用市场为抓手,发挥场景创新在未来产业中的“引爆”作用。“示范引领”主题中的主要关键词为“先导”“工业”“引领”“政府”等,主要强调通过先导区的建设,塑造地区新优势,发挥优势工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政策保障”主题中的主要关键词为提升、服务和突破等,说明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中强调通过提升政府服务来保障未来产业的建设。根据关键词将市级政策的主题分别命名为“产品研发”“要素支撑”和“重点建设”。“产品研发”强调着力提高智能制造所需核心装备与部件的性能和水平,推动中国智能制造的高端化发展,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的新品牌,形成智能装备等优势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素支撑”的主要关键词是“人才”“资金”“单位”“培育”等。将“人才”“资金”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加强产业基金对重点企业和项目的培育,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发展路径。为保证要素的合理配置,需要依托单位牵头,强化组织的领导作用,明确各项任务的责任单位。如《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实施意见》中,重点划分责任主体,“以龙头扶引带动产业发展”任务的责任单位为市工信局、市大数据委、市招商服务中心,以责任制的形式减少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任意行事和投机行为。“重点建设”的主要关键词为“储能”“能源”“半导体”“光伏”“有限公司”,说明培育、引进新型储能、能源、半导体、光伏等领域的前沿科技公司是未来产业规划布局中的重点建设工作。总体来看,省级政策与市级政策有所差别。省级政策的热门主题是场景搭建、示范引领和政策保障,“改革”“引领”“服务”等是主题的高频词汇,说明省级政府在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将引领示范作为重要抓手,将提升未来产业发展的配套服务作为重要保障力量,体现省级政策的宏观性。而市级政策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产品研发”“要素支撑”“重点建设”等具体领域,说明市级政府关注未来产业政策的实施与落地。市级政府在要素支撑上,对资金的使用方式和人才的引进策略进行了详细规定和说明,使各分管部门在实施工作时有明确抓手,体现未来产业政策的指导意义。同时,在市级未来产业政策中,“重点建设”主题的贡献强度最大,说明市级政府对未来产业建设方向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描绘,各市级政府均结合各地的优势特征,指明未来产业的重点建设领域。“产业链”“有限公司”等关键词多次出现在市级政策中,反映出市级政府将企业作为培育未来产业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对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未来产业政策进行主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5。依据LDA模型分析得到的关键词以及对政策内容的理解,将东部地区3个主题分别命名为“成果转化”(重点、鼓励、产业化等)、“创新环境”(知识产权、提供、环境、投资等)、“平台建设”(新、加快、平台等)。将中部地区的各主题分别命名为“要素支撑”(数据、基础、人才等)、“重点建设”(储能、半导体、能源等)、“产业集群”(战略性、产业链、集群等)。根据主题分类的结果,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未来产业政策强调的方向不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充分,其政策主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风险投资等高端要素需求,提出鼓励产业化、健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强化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等,加快未来产业的发展。政策中谋划布局了研究中心和创新平台的建设,鼓励企业平台化、生态化的发展,推动大型科研设施向各未来产业主体开放共享,其实质则是产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中部地区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支撑,加大对处于“种子期”的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并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端技术引领型企业,新增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产业链,培育形成链式集群新格局。这是由于一些中部地区部分未来产业正处于培育初期。如山西的《“十四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将未来产业分为优中培精、有中育新、新中求变、无中生有四种,并分别为其规划了“加速直道冲刺”“推进弯道超车”“助力换道领跑”“着力赛道竞赛”四大发展路径。《河南省加快未来产业谋篇布局行动方案》中将未来产业分为优中培精、有中育新、无中生有三种。江西则分为有中生新和无中生有两种。对于无中生有型的未来产业,为了抢占产业发展的先机,政府需要在要素支撑上着力谋划。另外,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的背景下,“要素支撑”主题中提到了“数据”,且“数据”对该主题的贡献强度最高,说明中国的未来产业政策将数据要素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条件。科技创新转换为产业,需要具体的应用场景作为支撑。国家“十四五”规划呈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深度应用的特征。北京、深圳、上海、浙江等多省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布局未来产业,在政策中均提出了加快搭建未来技术应用场景的目标规划。然而,未来产业的发展不仅依赖单一技术的深度应用,而且多以前沿科技交叉融合为特征,但这一特征在全国各地布局的未来产业政策中鲜有体现。前沿科技的交叉融合,可以给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带来新的潜在解决方案。例如,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可以提升疾病的诊疗技术,防止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对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未来产业政策规划还需从前沿科技的深度应用向交叉融合拓展。前沿科技深度应用和交叉融合的未来产业特征,决定了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间会相互作用,实现更加紧密的合作和创新,使多种产业的跨界融合和价值链整合成为常态,甚至会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产业属性或产业形态。然而,无论是用LDA模型提取的主题,还是通过政策搜集过程中的人工阅读都可以发现,政策中未来产业主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新型储能等前沿科技或产业,着力推动未来科技与传统工业产业的融合,而缺少对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未来产业交叉融合的关注。未来产业的特征决定了其未来融合的大趋势,如在农业领域,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抗病性、抗逆性和适应性,更好地应对维护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在服务业中,未来科技赋能生产过程可以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生产计划,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即时性需求,缩短产品生产与销售之间的距离。因此,政策规划应共同推动不同产业与未来科技的系统性融合和结构性升级,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孵化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需要产业界、学术界、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多主体合作推动。如中国构建跨部门、跨行业、多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培育“创新联合体”为重要抓手,突出强调重大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美国依靠“亚太经济框架”推动跨国家、跨区域“科技联盟”,推动构建产业界、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带动未来产业培育。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都在构建未来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各省市的未来产业政策突出强调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如《山西省“十四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搭建创新技术转化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针对行业发展需求,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河南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鼓励创新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提出“布局一批海外技术转移转化网络节点、国际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中心”。无论是政策中提出的“创新联合体”,还是“合作中心”,与以多种技术融合—平台互联互通等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均存在较大区别。另外,未来产业政策中缺少对创新平台的规范。平台的出现对原有的秩序形成了挑战,对平台的监管需要与时俱进,并需要在政策中有所体现,从而促进多种秩序共同发力,维护系统有序运转、实现多方主体利益均衡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本文对2013—2023年各省市发布的未来产业专项政策进行搜集和梳理,并使用LDA文本挖掘模型,基于政策扩散理论,对未来产业扩散的时间、空间、组织和内容维度的表征进行分析。归纳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未来产业扩散的政策数量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2022—2023年,未来产业政策呈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在空间上,政策的横向分布总体上呈现“从东部向中部”扩散的特征,而西部地区未受扩散趋势的影响。在组织上,政策发布主体的类型多元化,且部门间的横向合作增加;从组织的纵向互动看,地方政府会加强更高层级政府的政策落实强度,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吸纳较少。其次,在政策内容上,从未来健康、未来新材料与新型储能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的地区最多。通过分析LDA模型发现,省级政策与市级政策内容的区别在于,省级政策的宏观性更强,强调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市级政策则更加细化,涉及产品研发、重点建设领域和要素支撑,关注未来产业政策的实施与落地。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政策的差别在于,东部地区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风险投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环境建设,以及企业平台化、生态化等产业组织形式变革;中部地区则更加注重数据、资金和人才等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加大对处于“种子期”的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这与各地区的产业基础有关。最后,总结分析发现,未来产业的政策重视前沿科技的深度应用,鲜少关注科技的交叉融合。在产业融合方面,政策着力推动未来科技与工业产业的融合,而对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未来产业交叉融合的布局较少。在创新环境方面,强调技术创新联合体的构建,但对创新生态的支撑不足。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加快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在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阶段,不仅需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还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通过政策布局引领未来产业创造更高价值的路径包括三方面:未来产业需要在领域上差异化布局。通过对各城市未来产业的建设方向进行整理发现,大部分省市都将储能、材料、生物医药技术、区块链、芯片作为重点建设方向(见表2)。但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产业基础、高端资源和要素作为支撑,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地区都可以发展任意一种未来产业。各地区趋同的布局会导致资源挤兑和竞争,长期如此则会弱化未来产业的发展潜力。因此,未来产业的发展计划需要在顶层规划上进行统筹协调和资源分配,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在空间和领域上差异化布局。在政策制定中,各地围绕前沿科技的深度应用和交叉融合,找准各具优势的细分领域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需要在区域上协同发展。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基础较好,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江西也在积极布局未来产业,而西部地区未来产业布局起步晚,到2023年底,尚未有西部地区发布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在中国的未来产业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情况下,发展未来产业意味着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同样,应避免在未来产业发展中造成新的不平等、加大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需要与东中部地区协同布局具有非对称优势的未来产业。因此,西部地区可以立足于传统优势产业,发挥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的带动作用,探索前沿科技与传统工业、农业、文化产业的交叉融合,培育一批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政策需要吸纳地方创新,动态调整重点建设领域。未来产业中的前沿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存在交集,而颠覆性技术的出现通常不是逐渐演进的,而是在较短时间内带来巨大变革,使原有市场领导者失去优势,新的市场参与者崭露头角。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前沿技术的应用场景难以精准预测,但未来产业必然是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主导方向。前沿技术与社会需求结合会催生出意想不到的新产品、新服务,并在市场中实现快速裂变,成为社会新主流。如未来产业政策中常提到的区块链技术,最初是作为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随后得到广泛应用,而政府则在后期采纳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适应、规范和发展区域链技术。因此,在未来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及时发现自下而上的创新,并在整体研判后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专注于探索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潜力,对于颠覆性技术和需求尚不明朗的新产品、新业态,应尝试增加创新性大赛等评选识别机制,根据社会需求动态调整政策中的重点建设领域。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创新生态系统可以为多方参与者提供信息沟通和资源配置的平台,提高创新效率。在构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过程中,政府应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消除创新过程中的管制壁垒。此外,应调整创新园区内诸如单位GDP、单位税收等的短期利益导向型考核指标,以更好地支持未来产业的长期培育。鼓励前沿技术间的交叉融合,鼓励多个产业间、领域间的合作创新,促进创新资源的聚集与交流,建设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孵化器。同时,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转移。在产业发展中尊重企业的自主性,并为其提供金融、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配套服务,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过程中,着力引导前沿科技在农业领域的交叉融合应用。例如,在未来产业布局中,建议杨凌国家农高区、黄三角国家农高区,紧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农业的交叉融合创新,加强对未来农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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