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开矿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者往往用“禁”的方式来处理官府和民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禁海、禁矿、禁盐、禁铸钱等，而西方国家即使在专制时代，就已经懂得用经济手段来处理官民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其实是造成中国商业资本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嘉靖）四十一年，龙游人祝十八，聚矿徒数百，从江山经玉山程村，往蒲城，欲邀众分劫平洋铜塘。为官兵所拒，不得进。退至常山，复振集四百余人，杀伤县兵，突前至草坪，过玉山，屯吴村。令其党余狗为觇，为柘阳巡检司所执。（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钦差总督军门示：访得流劫婺源等处强贼，俱系各矿场啸聚奸徒，贻害三省非一日矣。已经奉命调兵剿灭，将各矿场严加封禁外，今后敢有违禁潜入挖掘者，许经过交地方保甲人等拿解。如人众，即报官发兵追剿。若容隐接济者，地方保甲人等，照军法一体重究不恕。敬示。嘉请四十五年五月初一日立。（龙游庙下乡八角殿《禁矿碑》）
这两条资料的内在关系是很明确的，也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一方面是因“邀众分劫”而“禁”，另一方面是因为“禁”而不得不强行“邀众分劫”。对于《禁矿碑》中所谓“强贼”，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盗贼”“寇匪”。就如同历史上不少所谓“海盗”其实就是海商的道理一样，这些“强贼”实际上就是不顾官府禁令而强行开矿之人。
明代禁矿碑
关于祝十八，我们并无其他更具体的资料，一般地讲，他既是这一行动的组织者，也是这个行动的投资者。开矿的利润是很大的，开矿的投资更为巨大。利润大，就有人会去冒这个风险；投资大，其首领当非富商莫属。那些官宦人家虽然有钱，却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地方投资。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官府不是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去禁矿，而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方方面面的关系，同时做好相关的服务和管理工作，那该是一幅多么和谐而且充满活力的画面。对于开矿者来说，图的无非是财，无非是为了使自己手中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当然比以赚取差价为目标的商业行为要高明多了，其胸襟和气魄，也远非一般生意人所能望其项背。
旧志中还有不少类似记载，说明历史上多有采矿事件发生，官府也多有禁矿之举，矛盾尖锐时，还会激化为暴乱事件。
嘉靖十九年，处贼大发，掘六都矿洞，知县林大典率民壮义士驱之。（清光绪《开化县志》卷六《兵防志》）
铜山，在西安县西北百里。宋时，山出铜、锡、铅。明产矿。嘉靖三十九年，徽、处二郡民群聚来取，因为寇盗，官兵荡平之，遂设兵戍守。此山即今所谓银坑是也。铜山别有一源，本名桐山，亦非铜也。万历三十二年，诏停采矿，大吏檄行，于银坑四路，皆立碑永禁，设防甚严。父老皆言此矿年久，隧道阻塞，矿脉细微，尚不足以充税额。一旦举事，而工费不继，心力不一，有所得则必争，无所得则必散。此辈皆一时乌合，无能统驭。争则非刑法之所能平，散则非芟薙之所能尽，以致蔓延溃决，酿为大患，其不为明之叶宗留、赵古元者几希（稀）。康熙三十五年孟冬，讹言忽起一旦，麇集蚁聚，运锤裂石，以无所得，稍稍罢去。至次年，复来二十余辈，因力请大府，得严檄驱斥乃罢。（民国《衢县志》卷六《食货志下·矿区》）
由于事件频发，地方官均把矿山视为多事之地，视开矿为畏途，明天启《衢州府志》卷首《画图序说二十四条》中，就有《铜山银矿图》，并有一段文字论说利弊。
铜山去郡百里之遥，宋出铜铅，今为银矿。其地踞信安之西北，与睦州遂安、饶州德兴相为联属，常山则其出入门户也。一矿开采，四方动摇，西与常，实剥肤之灾矣。往者盗采，已血兵刃；近者官采，亦伏乱萌。大者利源所在，豪强毕集。采之而得盈，其愿则久据窟穴，有尾大不掉之忧；采之而不偿，其徒则四出作奸，有望屋横行之暴。财而不开，民之乐也，亦官之福也。自今设兵，更番戍守。兵宪持衡于上，守府严缉于下，木石填封，永无罅漏矣。有如言利之徒，复为开采之说，是挖肉以成痏，引火以燃眉。初喜得鱼，终将料虎。仁人君子，其慎图之。
反复审述，谆谆告诫者，强调的就是千万不要开采（财而不开），才是民之乐，官之福。官方的态度如此，商人的境遇又怎能顺遂。
图文：《龙游商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