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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就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世纪性的大辩论，然而双方并未能说服对方接受各自的观点，反而加剧了对产业政策的观点分歧。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内耗。面对这种局面，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教授Dani Rodrik和Nathan Lane亲自撰写了最新的“产业政策新经济学综述”，旨在打破甚至终止林-张产业政策之争的僵局！
这份综述是一篇让人大开眼界且写作严谨的雄文，既包含对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因果识别的定量分析的总结，又对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在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经验进行了概括。
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学,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主流经济学曾对产业政策缺乏积极评价，但现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成立。请看我们的新论文，其中涵盖了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学“。概要
本文讨论了近年来涌现的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产业政策运作方式的严格证据。这些文献相比早期的经验性研究有了显著改进——早期研究主要是基于相关性，而且存在解释问题。总体而言，近期的一系列论文对产业政策持更为积极的态度。我们回顾了执行产业政策的理由和相应的批评，并概述了新的实证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近期的文献，特别关注产业政策测度、因果推断和经济结构，从而对产业政策的效果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情境性的理解。我们根据最新的结果重新评估了东亚在产业政策方面的经验。最后，本文总结了产业政策在治理理念、政策工具（不仅限于补贴）和去工业化现实的新认识下的重塑情况。
简要说明
在经济学家中，很少有比产业政策更容易引起自发反对的经济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大量采用产业政策，即使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对此持敌对态度。近年来，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因为各国政府在解决各种问题时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不自然的“产业政策，比如绿色转型、供应链的韧性、良好就业机会的挑战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不过，在美国，CHIPS和IRA法案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学术经济学家通常只是充当旁观者（经常对产业政策持否定态度）。好消息是，世界各地的各种产业政策带来了很多可供学习的内容。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产业政策真正运作方式以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严格证据。这些文献相比早期的经验性研究有了显著改进，早期研究主要是基于相关性，而且存在解释问题。近期的一系列论文普遍对产业政策持更为积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产业政策更为细致入微和情境性的理解。这使得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富有成效的方式参与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提供启示而非激化争端。我们将本文的概要和主要结论总结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给出了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并介绍了支持和反对使用产业政策的标准论点。我们认为，有一个通用而强有力的经济学案例支持产业政策，而通常的批评则依赖于实践上的而非原则性的反对意见。鉴于此，令人好奇的是，经济学中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集中于“是否”（“政府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而非“如何”（“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实施？”）。在第三部分，我们转向实际的产业政策实践，讨论了测量产业政策的困难，然后重点关注最近努力克服这些困难的情况。对当前产业政策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后，几个关键结论浮现了出来。首先，如果以往认为产业政策与内向型、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是等同的，那现在已经不再合适。现代产业政策通常以外向型和促进出口为目标。其次，产业政策已经无处不在，并且早在成为最近的公共热点讨论话题前就已经普遍存在了。第三，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使用产业政策；在依赖产业政策方面存在着陡峭的收入梯度。第四部分重点关注产业政策的作用证据。确定产业政策的因果效应存在困难，因为根据设计，政策干预是非随机的，并且基于一系列经济、政治或行政原因针对特定产业，而这些原因无法完全被观测到。本文表明，直到最近为止一直是主流的相关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提供有用信息：这类证据不能区分寻租型和发展型政府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些情况在观测上是等价的。我们进一步展示了标准的识别策略可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解决产业政策的系统使用是否奏效的辩论。我们所讨论的新一代研究目标更为谨慎，重点在于评估产业政策是否在特定情境下引发了预期的行为响应。本文聚焦于三类案例：婴儿产业推动（例如纺织、造船和重工业领域）；大规模公共研发项目（如美苏“太空竞赛”）；以及针对特定产业的基于地域的选择性政策（例如二战期间的美国制造业发展和现代欧洲地区补贴）。有趣的是，最近这批论文对识别和可观测性困难非常重视，得出的结果更加赞成产业政策。这些论文倾向于发现，产业政策通常在预期方向上转移了资源，往往在经济活动结构上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在第五部分，我们重新审视了东亚的产业政策经验。东亚经济奇迹不仅是现代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而且仍然是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和可取性的争论焦点。早期对东亚经验的研究意见截然不同。许多区域专家，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少数经济学家，将该地区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因于国家在推动产业化过程中的强有力作用。与此同时，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政策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的，最糟糕的情况下却是有害的。新一代关于该地区产业转型的研究开始呈现更为细致入微的画面。这些研究通常使用细分数据，认真关注所涉及政策的多样性以及产业联结和生产网络的结构。它们表明，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某些类型的产业政策对于推动结构性变革具有强大作用。但也指出，在考虑制度差异的情况下，很难从这些经验中得出其他国家和时期的普遍概括性结论。 然而，将东亚的经验视为特殊和异国情调的认知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在第五部分强调的那样，其中有一些有益的教训可以汲取。该地区的经验要求采用广泛的战略性和动态性的产业政策实践。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国内企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对重视程度，以及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之间的平衡，都因各国地方机遇和限制条件的不同而异，也因时间而变化。此外，虽然东亚国家传统上被认为是“硬”国家，与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软国家”相对应，但东亚的产业政策模式是当今成功实践的先驱，并对未来产业政策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我们在论文的第六部分结束时讨论了正在重塑传统产业政策观念的新经济背景。重点讨论了三个特别的挑战。首先，我们认为，实际的产业政策实践经常偏离经济学家通常在思考此类政策时采用的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借用社会学家Peter Evans的“内嵌自治”概念，来描述一种基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迭代协作的替代性监管模式。其次，我们认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使用更广泛的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比经典的补贴（或贸易政策）更为有效。其中重要的包括针对企业需求量身定制的公共服务和输入，以及针对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所面临的具体障碍的针对性政策。第三，我们认为，就业的去工业化将必然重塑产业政策的实践，因为制造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将继续减少员工。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更加关注服务业的生产力，并提出更适合服务业的“产业”政策。我们通过具体例子说明了这些观点。
文章下载网址
文章下载网址：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sites/scholar.harvard.edu/files/dani-rodrik/files/the_new_economics_of_ip_0801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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