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第46期研讨会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矢志奋斗
再创辉煌
2022年9月28日下午，团队在商学院320召开每周一次组会，本次会议由叶劲松老师和黄远浙老师主持，由团队成员马振东（现于中国农业大学攻博）汇报文献。特别感谢徐群芳老师、黄晖老师和钟建军老师的友情出席！
01
汇报信息简介
1
汇报人
马振东（2018级国际商务）
2
文献标题
out of : the of WTO on in China
摆脱农业国形象：入世对中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获取原文
3
文献来源
The of and , 2021 ,103(2): 364-380. DOI:10.1162/.
4
文献作者
Bilge Erten &
02
文献内容
中国加入WTO减少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刺激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性变革，并加快了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et al. 2014）。鉴于这种情况，结构转型或生产要素从农业中系统性转移，对总生产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过去25年中观察到的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转型速度无与伦比：如图1（a）和1（b）所示，农业部门的总就业人数从1990年占总就业人数的60%下降到2015年的28%，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部门转变与非农业产出的空前增长相匹配。
注：小组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介绍了1990年至2015年中国整体的汇总统计数据。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GDP以数十亿元不变的2000元报告，就业以数百万报告。
这种非农业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Sun和，2010； et.al，2014），但这种关系的直接证据相对较少；和（2016）在最近的一篇综述中确实得出结论，关于贸易政策与总体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有限。一种补充观点认为，关键的转折点是内部政策改革，特别是围绕国有企业和经济特区的建立，使中国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实现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Song et.al,2011；Autor et.al，2016）。
在本文中，作者围绕贸易政策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地方结构变化和增长的影响。本文分析了1996年至2013年间观察到的由大约1800个县组成的面板数据，并重点关注中国加入WTO的具体影响：加入WTO大大减少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然后，该分析比较了关税不确定性降低的差异性县区，以确定出口准入冲击的效果。本文发现，这些冲击在关税不确定性降低较大的地区产生了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显着增长，导致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重新分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显着增加了县一级的产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谈判过程。在加入之前，中国在美国市场的正常贸易关系（NTR）地位需要国会每年进行一次极具风险重新审议，如果审议失败，中国的出口将被施加非市场经济体受到的极高税率。例如，在2000年，美国NTR的平均关税为4%，但如果中国的地位被撤销，中国将面临平均31%的非NTR关税。截至2002年，美国永久授予中国NTR地位，但中国在其他市场的出口状况变化不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降低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大幅增加，如图2（a）和2（b）所示。
注：小组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介绍了1990年至2015年中国整体的汇总统计数据。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GDP以数十亿元不变的2000元报告，就业以数百万人报告。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对地方结构变化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利用了1990年各县在不同行业集中度的差异，以及不同行业对最惠国关税的较低关税与较高的非市场税率之间的差距的差异。对于每个县，本文计算一个表示为“”的变量，该变量等于在该县经营的当地行业之间关税差距的加权平均值；就业权重使用每个行业在1990年当地就业中所占的份额来构建。直观地说，一个NTR差距大的县在加入WTO之前就面临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因为其重点产业面临高关税风险，因此该县从关税不确定性的消除中受益更大。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双重差分估计，比较加入WTO前后越来越少受到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的县区，遵循包括和（2016）在内相关文献的方法。稳健性检查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统计意义的前期趋势，并且主要结果在基准估计具有不同特征差异趋势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下也是稳健的。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在2002年之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县一级的产出（GDP）有任何显着差异。然而在2002年之后，这种差距出现了，正向作用并变得显著。这表明从关税不确定性的减少中获益更多的县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几种稳健性检验说明样本选择的非随机性并未对估计结果的造成影响。
表2 控制样本选择模式后的主要回归结果
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些结果时，可以看到，在加入WTO之前面临更多关税不确定性的县区，在2002年加入WTO后，出口增长明显加快，第二产业扩大，人均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更快。出口增长推动的制造业扩张也影响到其他部门：生产要素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业生产下降，第三产业产出扩大，并且有一些证据表明存在人口流动。企业层面的数据表明，制造业中每个工人的附加值都在增加，工资也有所增长。
表3 要素利用和企业产出
中国加入WTO
对其GDP增长的贡献
最后，通过一些粗略的计算，本文量化了在此期间贸易不确定性减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该样本数据显示，在加入WTO之后，样本中的县区平均GDP增长率为1.2个对数点。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个以平均NTR差距为特征的县，美国市场关税不确定性降至零会导致GDP增加0.1个对数点。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带动增长约占GDP总体增长的10%。这表明，贸易不确定性降低对县级增长的贡献是有意义的，尽管显然只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总体故事的一部分。
结论
本文的研究量化了中国所经历的积极的贸易冲击，通过分析关税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地方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当前在评估贸易准入对刺激发展中国家增长中相对有限的文献。这一证据突出了确保追求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先进国家市场的重要性。评估对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历程。
老师们的建议
1.本文的描述性统计非常细致，分析数据一方面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样本的基本情况和特征，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想表达的含义，对作者而言，详细的描述性统计有利于了解数据的问题，并想办法去克服问题，使得估计更准确。
2.相较于以往研究关注由于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关注了由于观察值缺失带来的非随机的样本选择问题，值得大家学习。
3.不拘泥于一套数据，在机制检验中本文使用了工企库、省级年鉴等多种丰富的数据，克服了县级统计中关键数据不足的问题。
4.有关农业萎缩和研究样本区间中国是否已经耗尽剩余劳动力，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本文略显武断，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没有考虑我国耕地使用实际情况，耕地流转不畅，耕地流失，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本文的结论。
03
组会后的探讨
A
本世纪中国经济腾飞和加入WTO同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主要原因。入世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我们不妨思考农产品贸易文献综述，如果入世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可能就不会有文中提到的变化了。
当然，这个假设无法用实验去验证。假设中国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入世，完全通过自己“内循环”实现工业化，是否也会经历钱纳里工业化理论提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毕竟，事实上，中国确实是开放了，入世了，然后经历了产业结构变化。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这个结果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而不是一定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带来的变化。
另外关于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否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这个问题。中国是在农业落后这个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的，对外开放后续的结果是工业发展更快，农业甚至可能是倒退。所以，从开放的角度看，发展成为农业强国是没有依据的，只好寄希望于“内循环”。对比美国，在往西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面积耕种的模式，其农业具有比较优势，对外开放有助于发展美国农业。而中国，本来农村就存在大量人口，分田到户后，为了保证农户公平，把田地都分成很小的条块，现代化的农作方式很难推广。加上长期以来工农产品剪刀差造成的农村农业发展积贫积弱现象，留在农村的基本是老人和小孩，这样的农业发展前景堪忧。
B
对于中国而言，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我们中国内部做的政策调整是非常多，这些政策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就开始了，只不过在加入WTO之后，我们的经济进一步腾飞。经济腾飞和加入WTO几乎是在同期发生，这就让人有个直接的感觉，就是中国新世纪经济腾飞，经济结构改变，是不是主要是由于加入WTO带来的呢？但其实，在中国加入WTO的同时，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直在持续，而且变化很大。因为经济腾飞和加入WTO同时发生，融入世界市场的光芒掩盖了中国国内改革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个阶段的研究，出现了很多论文，以中国加入WTO做文章，研究融入世界市场（本篇文章就讲进入美国市场），外部需求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影响。从计量的角度看，这本身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研究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作用的准自然实验，所以中外学者都用这个做文章。
但是这不禁就让大家提出一个疑问，那我们国内的改革呢？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如果我们是一个封闭经济体，我们就不能依靠经济体制改革，依靠继续实行市场经济，依靠“内循环”，去实现经济增长，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钱纳里工业化理论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吗？
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做实验剥离对外开放，评估内部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间无法逆转，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很难看到如果单纯依靠自己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
但也有好消息。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结构模型的结合，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方法去剖析和分解各类政策、内外市场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贡献。
朱晓冬老师2018年在AER的一篇文章，集各家之所长，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纳入同一个模型，分析和比较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加入WTO）和内部经济一体化（我国的内部改革，降低壁垒，构建国内大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贡献。借助结构模型的优势，理清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相互作用，利用反事实的方法，量化了中国加入WTO和国内改革对于增长的贡献。
朱晓冬老师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什么呢？
中国加入WTO经济腾飞，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增长。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增长超过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中国境内跨地区的劳动力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
在2000到2005年，商品流通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降低贡献了经济增长的28%，而国际市场成本的降低只贡献了8%。
这篇文章回答了大家的一个疑问，2000年后的，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改革和加入WTO哪个贡献更大。也一定程度上能回答老师的问题，如果不加入WTO，如果就是个封闭经济，我们能不能靠自己，改革、内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和转型，也会经历钱纳里工业化理论提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我觉得，是可以的！
朱晓冬老师的这篇文章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人口流动障碍和地区间商品流通障碍的原因，直指地方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问题，并利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如果我们进一步改革，降低商品和劳动力流通成本，会给GDP增长和福利带来多少贡献，量化了持续改革的潜在收益。
最后，中国能不能实现从农业大国像强国的转变，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两轮土地承包形成了当前的耕种模式。分田到户后，为了保证农户公平，把田地都分成很小的条块，在当时起到了鼓励生产的作用，但在后来这种分配方式也形成了现代化的农作方式很难推广的局面。
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缺失，造成了农业生产率的低下。此外，这种情况还造成了其他问题，比如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如果要出门打工不种地，那意味着丧失了土地收益；出门打工本来就阻碍重重，还要放弃一块儿土地收益，人口流动障碍就更多了。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存在的困难，看到困难的根源（土地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通过改革解决问题的巨大收益。
朱晓冬老师那篇文章做了个反事实，如果我们改变这种制度，人离开土地也能获得土地收益，那会带来多大的改革红利呢？放在我们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改变现有的耕地制度，会对农业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呢？
好消息是这种情况，并非不可改变。我们也看到了国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在逐步改变当前的耕地生产模式，比如我们三权分置，比如我们鼓励土地流转，比如我们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新合作社的补贴，都是在推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
在当前，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模式，这和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是分不开的。继续下去农产品贸易文献综述，我国从农业大国变强国也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