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的代表，明式家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风格的象征。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分不开，但是明代文人在其中更起了主要的作用。放眼如今的木艺艺术市场，明式家具俨然成为现代家具的典范。这些在“明代文人设计师”概念下诞生的明式家具，从诞生最初就被钤印上了浓浓的人文意味。中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明式家具的诞生。明式家具的特殊性在于文人在这一经久不衰、享誉海内外的“经典”的发展、制作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也许很难将中国古代的文人与设计师联系在一起，但明式家具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例外。
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家具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史。家具不仅可以反映工艺美术的水平，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汉魏以前，受跪坐习俗的影响，人们使用的是低矮家具；魏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间，逐渐由低矮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而发展到宋代，随着垂足而坐代替席地而坐，高型家具也逐步取代了低矮家具。宋代高型家具的普及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为明代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的木作家具基本沿袭了宋代的样式和技术，没有大的突破。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古典家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高峰期，最重要的体现便是明式家具的出现。明式家具不完全是明代家具，它是一个风格上而不是时间上的概念。
王世襄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指出，明式家具“狭义指明至清前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这一时期，尤其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 年到 1735 年）这 200 多年间的制品，不论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艺术价值来看，称之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明式家具只是特指明至清前期以硬木制作而成，结构科学合理、线条流畅的家具样式。我国的家具发展到明代取得巨大成就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受宋代家具的影响；其次，“匠户制度”的逐渐消亡、“以银代役”制度的兴起使得明代匠人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因而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积极性，推动了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再次，嘉庆朝开放海禁，大量优质硬木材的输入为明式家具的制作提供了最佳原料。除此之外，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与明代文人的关系不可忽视。作为明式家具的重要使用者和主要欣赏者，明代文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文人热心于家具的原因，也应该从明式家具的主要特点和明代文人自身两方面寻找线索。
无论是椅凳、桌案、床榻还是柜架，明式家具都体现出一种简练流畅的风格，颇有西方现代建筑师米斯·凡·德罗提倡的“少即是多”的理念。与清代后期讲求繁饰的宫廷家具和西方巴洛克时代家具形成强烈反差，“大体朴素，只有少量装饰是明及清前期家具的常见风貌”。明式家具装饰的特点是“造型很美，简练的线脚，简单到使人不觉得是装饰，却又有重要的装饰意义。花纹图案能与家具整体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完美的统一”。
既然没有过多的装饰，明式家具靠什么来“美化”自身呢？主要靠对木材天然纹理和色泽的合理利用。明式家具多选用名贵的硬木材，例如花梨、紫檀、铁力木、乌木等，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木头质地坚硬而可以长久保存，还因为它们纹理密致、色彩稳重典雅，可以不经人工修饰而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韵味。如“紫檀木色泽如漆，棕眼细而密犹如牛毛，久用会产生牛角一样的光泽，显得静穆庄严；黄花梨木色泽温黄，纹理清晰，如行云流水，明澈生动；鸡翅木纹理如禽鸟鸡翅般绚烂；榆木纹理修长疏朗有致等”。
明式家具的制作充分利用硬木细腻的质感和多变的纹理，通过木质之本色来表现自身的美感，因此制作者在选料时非常注意木质纹理的变化。“譬如选择柜门及其侧板，必然着重两者板面纹理的自然和谐，即可见一斑。若是讲究的家具，每每采用单一的平板，务求自然和谐不被打破。而柜匠在构造及组合一件家具的不同组件时，每能优美地呈现木材上的木结的内在美感。在着手工作之前，他必须细心考察将要应用的木材，决定如何锯切，以便将木材的天赋美感表露无遗。”明式家具上的木纹自然天成，犹如山川、沧海、浮云，仿佛一幅写意山水画，较之人工的有意雕琢，别有一番无意为之的意境。明式家具这种简练淳朴的风格，尤其是对天然材质的恰当利用迎合了主张以自然为宗、“天人合一”、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道家思想，表明了文人们静心自然、“归隐”园林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他们的追捧。
但是，家具是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因此外表的美观在家具设计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功能性才是合格的家具设计所应追求的首要因素。而明式家具科学合理的功能性也是其受文人喜爱的一个原因。“明式家具的造型设计方面基本与人体各部位的结构特征相适应。例如：椅凳的高度在 45 至 55 厘米之间，大体和人的小腿高度相等。大型坐具，因形体比例关系，座面较高，但必须有脚凳配合，人坐在上面，双脚踏在脚凳上，实际使用高度（由脚凳面至座面）仍是 45 至55 厘米。桌案也是如此，人坐在椅凳上，桌面高度基本与人的胸部齐平，双手可以自然地平铺于桌面，或读书写字、或挥笔作画。两端桌腿之间，则留有一定空隙，桌牙也控制在一定高度，以便于人腿向里伸屈，贴近桌面。椅背大多与人的脊背高度相等，后背板根据人体脊背的弯曲特点设计成曲线形，且与座面保持 100 至 105度的背倾角。座面多用藤心，由于藤屉富有弹性，在承受压力时自然下垂，形成 3 至 5 度的坐斜角，这正是人体保持放松姿态的自然角度。其他如座宽、座深、扶手的高低及长短等，都与人体各部位的比例相适合，有着严格的尺寸要求。”这对讲求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文人来说无疑是居家之必备。
其实明式家具的科学性除了造型之外还表现在其结构上。明式家具借鉴宋代建筑的“大木梁架结构”，采用榫卯结合的框架结构，其特点是不用钉、很少用鳔胶，各种各样的枨子、牙条、角牙、短柱、托泥等构件之间靠榫子有机地连结在一起。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有棕角榫、格角榫、托角榫、套榫、燕尾榫、夹头榫、抱肩榫、挂榫等上百种，他们多而不乱、繁而不杂，相互之间扣合严密、天衣无缝，使得家具不仅各构件之间结合得自然流畅而且坚固耐用，同时又保证了家具外观的优雅。另外，由于明式家具多用硬木制作，质地细密，故家具一般比较重。而榫卯结构的使用。使得明式家具可以自由拆卸又易于组装，容易搬运，利于文人在自然山水中聚会雅集时使用。例如，明式家具中有一种六足折叠式榻，可以从正中对折，腿可以折叠后卧入牙条之内，便于存放和搬运。以上这些明式家具的特点，既方便了文人的生活，又迎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故成为文人的喜爱、欣赏之物。但是，明代文人热心于家具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明代的科举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只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而且不允许考生发挥个人见解。这种呆板的考试制度限制了人才的选拔。真正有才的文人往往不中举，而选拔出来的官吏也都成了皇帝的奴仆。从明代中期开始，宦官专权、贪官污吏横行、皇帝昏庸不理朝政，朝廷开始堕落。许多文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于是绝意仕途、或醉心学术（如王明阳的良知之学等）、或品茗论画、或游山玩水，总之不再囿于书斋而是寻求自娱自乐。当时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江南地区，不仅交通便利、景色优美，而且对字画的需求量大，有广阔的艺术市场，成为文人荟萃之地。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文人雅士追求自己的文人意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集聚在一起既增强了艺术氛围，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奢靡豪华之风。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之间、吟风弄月、呼朋宴友，大肆新建私家园林。他们不仅参与私家园林的规划，而且对园林建筑中的家具布置也提出要求，力求达到建筑与家具的统一，以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有把玩物件的心理和情趣，而明代文人并没有停留在为迎合市场的大众口味而制作的家具上。他们不仅参与室内陈设的布局，而且也参与到家具的设计中，所设计的文人家具不仅构思巧妙、功能性强，而且从人的实际需要出发，使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它们一方面扩大了家具家族，同时也为明式家具渗入了一层无形的文化内涵。其实文人对于明式家具的“文化包装”不仅仅体现在自己设计家具，也体现在他们在已有家具上的题诗、钤印，这也是出现于明代文人的一种独特景观。在美国埃利华斯所编的《中国家具》一书中记载了四把官帽椅，上面分别有文征明、董其昌、祝允明和周天球的题文。明式家具所用木材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情趣。有的文人将书款镌在椅背或者桌案上，恰好与家具的天然纹理所形成的意境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书画”。自然天成与文人题款的巧妙结合或许是明代文人独创的一种新的作画方式。总之，文人的书款提高了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也赋予其更多的文化内涵。
明代文人关于家具论述的著作很多，除了上文提及之外，还包括戈汕著的《蝶几谱》，王昕、王思义著的《三才图绘》等。这些著作中有明代文人自己设计的家具，但更多的是对家具品种的列举，兼及对家具的材质、式样、工艺、装饰等的评论，体现文人的喜好和趣味。作为明式家具的主要消费者，明代文人们的这些著作对于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实际上，明代文人与家具是一种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关系。明代硬木家具所独有的特点迎合了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而文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审美倾向对家具的制作提出要求，从而更增加了明式家具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无法将现在看到的明式家具所具有的思想内涵单独理解为是由于家具自身的原因还是由于明代文人的参与，只能说是这两者的结合。思想需借助合适的物质载体才能更好地得到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物质载体的文化价值同时得到了提升。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明代后期的家具是因为文人的参与，文人的审美思想的介入而提升为风格独特、流传后世的明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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