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迅速演变下被极大地释放与提高，又被社会急剧演变带给的不确定性挤压，形成希望快速占有更多价值、尽快达到成功或成为精英的时间失眠。这段时间非常火的‘内卷’就是一个重要展现”
严飞让师生研究边沿群体，“用自己的双手丈量城市。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论文堆成5000字时体会不到的。”即将到来的假期，他计划带着师生们到城市蓝领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务工者一起聊天、生活。“你再如何‘卷’，接触到很多，还是会有影响”
本文首发于北方人物月刊
文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163.com
全文约7639字，细读约需17分钟
文末有送书福利
2018年冬季学期，在清华大学《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课上社会学热点话题，新闻传播学校的一名中学生找到班主任严飞说，想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抖音、快手视频的用户。两年后，严飞把它们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悬浮时代下的都市新蓝领”。
都市蓝领的生存现状仍然是严飞的研究议程之一。18年前，在复旦大学读大二时，他深入上海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用三年时间植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务工人员孙辈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这段经历最早赋于他“从感情的视角研究社会现象”的角度:“这不是这种小朋友的问题，而是社会变革时期阶级固化、城乡差距、户籍机制历史遗留等结构性问题。”
2016到2017年，严飞与同校建筑学院的朋友一齐到征地的上海太阳宫菜市场，跟踪调查对当地菜贩的影响。他们发觉，市场在2013年被征地后，有72%的商户仍在原菜市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种社区菜摊、菜站从事自雇经营，有15%的商户留在上海改行上班。这些菜贩在脱离原有的小型市场后，平均收入增长了约20%。即便这么，真正离开上海的，只有9%的商户。
他从几乎所有受访对象处得到的理由是，在上海，人生总归有些希望。“在上海上班再苦，他们可以让儿子接触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自己的女儿不用再走hard方式，有机会实现阶级的流动、上升。”
顺着菜贩的就业状况，严飞又摸排到它们孙辈的受教育状况：四五年前起，随着公立学校接受非京户籍师生的名额逐年降低，有能力把女儿送进公立学校的菜贩也不得不转而考虑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都远逊于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没过多久，这类中学又遭到限制；一部分菜贩的女儿回到家乡，成为留守儿童。菜市场被征地后，在各方压力下，子女教育又成了在京菜贩担忧的大问题。他将发觉写成了论文 A Dream （《漂浮的梦想》）。
2011年，北京，一个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在邻居家看电视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这三年，严飞做研究的关注点仍然在城市边沿群体对身分的挣扎和对未来的茫然上。
前两年在短视频浪潮的影响下，严飞时常刷抖音快手。打开快手APP查看附近直播的人，严飞发觉很多用户最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被看到”，“让自己起码在网路那样的虚拟空间里融合进城市的生活”：白天，深夜，很多年青的务工者（后来严飞发觉，很多用户是1990年代被称为“农民工”的城市务工人员的二代）在孤独地直播自己砌砖、筛沙土，几乎没有听众。
今年，严飞成立了一个十几人的团队，计划在深圳、上海、深圳三地，对菜贩、餐饮从业者等人群进行大范围的样本抽检和深度采访。他向我描绘“都市新蓝领”的主体画像：30岁以下，70%的人学历本科以下，在上海南京70%的人年薪在3000到5000元之间，不断换工作，从事餐饮服务、快递等零工，“在漂浮时代下不断地挣扎，寻找社会认同和未来的盼望，同时期盼可能会落空。”
严飞真正融入底层是在台湾。
2005年在牛津领到第一个博士学历后，严飞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内地对港自由行开通后，内地旅客的购买力影响了台湾的旅游和地产业。他多年后在《城市的张望》（2017）一书中那样比喻过自己初到台湾的“精英”生活：“当时的我，自恃是境外名校结业的精英，拿着丰厚的工资，住在带有会馆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日，都会和香港的同学们派对，我们或则游荡在金钟、中环的初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同学的家里聊天麻将，甚或是租一艘快艇出海玩乐。”
一年后，在同学约请下，他为基于国别政治研究而发刊的电子杂志《纵横月刊》撰写关于台湾的文化、时政评论。落笔时，他才意识到，必须“撕破心间的那一道与本土的隔膜”，于是住进深水埗阴潮的狭长单位：隔着共享的铁门，能看到同事取笑正式高考的女孩；楼下有拎着小筐子卖梨子的阿伯、推手伞车卖饮品的阿婆。每隔几个月，他将看过的报章刊物用手推车送到废品回收站，换碗牛肉面钱。
再之后他离开台湾，到普林斯顿读研、到牛津读博，一次次做田野调查，关注村民和上班二代的生存现状，“听到这些故事，看到这些痛苦，很多时代之下的挣扎、选择、裂痕以及它们的固守；看到社会不同的型态，看到历史的相似性和重复。”
2012年，写博士论文的中途，严飞似乎处于“黑暗中的某一时点”，埋首资料，看不到求索的终点；旧时老师们跃入红火的投行和咨询公司。他不断反诘自己：为什么要读博？
“刚刚过去的那种悲哀的夜晚，不，是数不清楚的第几个这样悲哀的夜晚，我再一次地击退了自己……无论是小碎步，还是大步奔跑，都不可以踏空一步，否则就该被这夜晚所吞没。那种觉得，就好似一个人站在荒岛上急迫地呐喊，周围只有疾驰的海风和很大的扑打着浅滩的海浪。”（《学问的冒险》，2017）许多次彻夜苦学后，他把情绪疏解到按键上。
他一度以田野调查的名义归国，想着也许应当转化赛道。上学时你们崇敬地收藏“怎样像埃森哲一样画PPT”的教程，进入咨询行业严飞才晓得，这些PPT是手动生成的，在Excel里键入数据，点一下，一张可爱的图表就进去了。解决顾客的需求、填表、生成PPT、展示PPT。有大半年，他每次礼服干练，在项目的海洋翻腾，发现自己成了韦伯比喻的“大机器上的小螺母钉”，未来图景清晰可见。他确认，自己更想要“身体的自由”——“不用早八晚八，不用钉钉签到，不用告诉我6点上班有晚餐，10点上班报销打船票。”
2016年，严飞踏入清华大学任教。他的兴趣点之一是历史社会学，回到历史纵深处，观察美国国家整治的制度性逻辑。在最近发表于《中国月刊》的论文中，他与专家李双龙合作，通过网友在国外最广泛使用的在线搜索引擎上搜索曲目的标准化频次来检视革命怀旧情绪的地方性差别。
我专访严飞是在元旦其间，前一天有师生教了他一个新单词：程式内卷——即标准的北大师生从大一到大四每一阶段该做什么事，安排得非常牢靠。七年前，他在一篇观察文章中写过，很多年轻人毕业后不愿投入科研等小众行业，年轻一代“愈发偏离理想主义，改变社会的意愿逐渐卑微”。
“不同阶段要做不同的内卷。”严飞当同学后，发现师生对GPA（平均学分绩点）十分看重，也会“有方法地做人”：“如果未来想留在本校保送，社会工作、团委很多就都要去做；作业要求3000字，他会写5000字；大二都会出席这些社联活动，增加社会工作经历；在大三会主动要求加入同学的课题组做助研，增加学术经历；到了大四尘埃落定，就飘离下来，到外边见习。”
“我认为起码老师们呈现出了她们积极的一面，对未来和成功富有了强烈的期望。”但严飞也会有意多加抛光，让强目的性的师生去研究边沿群体，“用自己的双手丈量城市。到山村里去记录这个时代的暴力、时代的裂缝，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论文堆成5000字时体会不到的。”即将到来的暑假，他计划带着师生们到城市蓝领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务工者一起聊天、生活。“你再如何‘卷’，接触到很多，还是会有影响。”在多个访谈中，严飞都对记者引用了2001年《独立者报》上刻画社会专家的专栏文章 The who got a kick out of 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发觉社会专家在街角与年青的宗派分子鬼混，在私自闯进的房舍中与吸毒者相携而坐，或是和不良少年一起站在仙居上。”
严飞的新著《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探讨》（2020）来源于他在《看理想》的音频专栏。录课程之初，他也是聚焦马克思理论本来，后来他放开双腿，不再以某一社会学前辈的精典作为惟一解释理论，而是连带出知识机制——“双十一剁手”与商品拜物教，以克里斯玛权威剖析粉丝文化、用新家庭主义说明数字技术为什么推进了家庭的亲密度和凝聚度……
社会学家被觉得是这个时代讲故事的人，“那故事背后你要展现出社会学的张力，一个时代形成出这么的裂缝，一个人形成出那样的命运，背后都有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严飞说。
他一直想到当年读到的一篇尼采诗歌，“尽管有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应当以你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失去你自己。世上有一条惟一的路，除你此外无人能走。它驶向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2019年12月20日，浙江温州，一位姑娘抬起援手扶起摔倒的奶奶 图/张培坚
悬浮时代的恐惧
人物周刊：你硕士时关注到的城市边缘弱势群体，和你今天说的漂浮时代下的人之间，有哪些代际性的差异？
严飞：2000年以后，房地产市场盛行，福利分房弄成商品房，很多人在2000到2010年这一段时间里通过房地产的折腾显得越来越有钱。但是这一类人（城市边沿弱势群体）还是买不起房，没有方法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现况。
另外一方面是随着中学扩招，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拥有高中学历——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社会学热点话题，意味着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中学扩招似乎对城市务工人员孙辈的影响相对较小，他们大部分还是上本科、职校、技校，毕业后与更多大学生竞争，薪资待遇虽然不会有突飞猛进的下降。
很多小孩是跟随父亲在城市底下务工，他们耳濡目染城市生活，同时户口的归属还是在山村。他们的先辈从乡土里走出来，他们对山村的这一套没有方法回来了，长大之后只好在城市里继续从事先辈的职业，或者在类似的行业里打零工、做一些高端的工作，这对她们的身分认同、心灵状态会形成一个冲击，一个极大的落差。
人物周刊：作为社会专家，你会有面对当下的恐惧吗？
严飞：我认为我会有。米尔斯曾说：“我不坚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备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十分消极的目测。但即便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处境，我们还是应当问，如果借助智识确能发觉克服我们时代危机的症结，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探讨这个活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境况的自觉。”
我们今天把那样的社会型态定义为“悬浮时代”：大家都是没有底蕴，飘在空中，不停地想把握哪些东西并且又抓不住的恐惧、焦躁的盼望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我在课上也和师生说，整个社会就好似是一列高速前行的火车，司机不断踩油门，轰鸣着一路向前，生怕落后一点，就会被他人转弯。整个火车高速前进，只要后边出一点误差，就会翻倒。我们看到这些类似的财务自由神话，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想在短时间内成为成功者。
人物周刊：这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安全感吗？
严飞：我倒不认为可以把它完全上升为对社会的不安全感。情绪失控起码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个人的和制度性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它上升到社会的层面进行解释，但其实我会从体制建设的视角去看，比如公交车车主案例（“10·28”重庆公汽坠江车祸），香港的公交车车主面前都是有栅栏的，乘客接触不到车主，这些小的机制建设虽然可以挺好地、有效地避免那样的事情。
9月中旬一篇陌陌文章写被困在系统当中的订餐大叔，算法整治下它们的生存危局导致了大众的普遍共鸣。在算法世界或则资本逻辑当中，算法要小于对人性的保护。在这篇文章后来，大家意识到，我们忽视了对人的本质上的关注。其实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是让我们城市运作、日常生活维持下来的支撑者。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家庭，都在拼搏，有悲欢离合，从消费者的视角上来讲，给予它们更多的包容；从公司的视角来讲，给予它们更多的送餐时间，算法不要这样赤裸裸地优化、计算收益的下降，忽略人性的气温，大家会有这么一个认识上的进步，我认为社会还是在进步的。
“还需完善起更多价值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
人物周刊：在《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探讨》中，谈到“扶不扶奶奶”这一热门社会话题时，你强调，社会问题形成的症结在于一些机制与法律的设计有违“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在你看来，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是何种？
严飞：社会的价值观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很大改变。如果把整个社会想像成一辆高速前行的列车，我们不难发觉我们长久以来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价值观的建构，不断地进行体制、法律的建设,却没有真正考虑机制与法律的设计必须展现怎么的道德精神；我们懂得怎样对社会组织运作进行剖析，懂得怎样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行量化考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体制与结构似乎都也是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的外在展现；我们能将社会像鸟类下肢一样进行解剖，却忽略了社会的心灵。
转型期容易涌现社会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人际关系淡漠、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等等。那么，这个时侯拥有如何的道德意识，以及怎样去培养、实现这些道德秩序就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拥有和谐、信任、沟通、宽容的社会环境。
社会前行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个体的道德诚信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任机制。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构建起更多价值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最终缓解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近年来最常被解读的概念有都市乡民共同体、职业道德共同体、民族国家道德共同体、人类命运道德共同体，都是这一方向上的有益尝试。
全社会层面可以孕育出制度性信任。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才会弄成无本之木。譬如2011年的郭美美丑闻引起大众除了对红十字会，而且对整个公益、公益事业的信任增加，事件后的第一个月，全国的社会捐赠数同比增长50%；事件后第一个季度，全国的慈善组织所接受到的捐款额的幅度则少于八成以上，显示出全社会对公益捐助的很大信任危机。
人物周刊：你说过齐美尔预言了明日社会状态。我们目前正身处齐美尔所说的型态中吗？
严飞：齐美尔曾强调，金钱是一种纯粹的交换模式, 获得金钱本币成为人际相处的直接目标，人际互动显得格外工具化、更便于估算，人与人互动之中的个性和关爱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和就事论事的心态，以及理智、精于估算、毫厘不爽的实际生活。
但齐美尔并没有只是把本币的存在视为一种交换媒介、价值方式，悲观地觉得货币拜物教完全抹杀了人们欲望的自主性；恰恰相反，齐美尔对本币背后的现代精神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本币经济的分化中，齐美尔仍然看见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希望。
齐美尔觉得，货币经济象征着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与理智主义的本质是相连的；金钱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想要的”，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最终归宿。哪怕外部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崩离析，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对灵魂的分化，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保有主体心灵的优雅和独立。
爱、情感，原本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构成，也是我们人类固有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化、高度理智社会的扩张，非理性的事物渐渐消失，黯然失色。非理性是人类的本能，甚至不一定拥有真正的何谓“价值”，但是它或许影响着我们的这些决策，关系着人类的未来发展。
随着经济理智的大肆下降，我们开始丧失非理性，这或许会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惨剧。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不或许再回到没有本币、没有科技、没有科层制度的传统社会。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对决、金钱和人性之间的平衡、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匹配。
电影《江湖儿女》
“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迅速演变下被释放与提高，又被更迭带给的不确定性挤压”
人物周刊：基于在不同国家、城市生活而形成的比较视野，在很多年怎样影响你的社会学研究？
严飞：过去十几年，我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求学，因为经常身处不同的文化机制、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学会了在平等的基础上敬重不同的文化、观念，并且常常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反身性的探讨。
李欧梵博士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形容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坎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坎上面那只脚的升幅，已经大大超出踏在门坎外面那只脚时（或者相反的状况出现），又该怎么呢？我们在比较表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僭越个人的感情、夹杂不同的身分与立场呢？
对此，我仍然努力在“本土阐述”和“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尽量保证跨越门坎时的平衡。比如说自己当年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两所中学里锤炼，因此经常将自己放在错位探讨的语境下，去比较两种教育制度下学术研究的优劣、学术中心怎样进行转移，以及学科设置、教授评级、人才培养等议程。又由于自己硕士教育在国外完成，所以也常会把美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进行比照，去寻求美国高等教育落后于欧美国家的症结。
人物周刊：你任教这几年里，是否发觉现在年轻一代的共性？
严飞：当下青年人的期望在社会迅速的变革之下被极大地释放与提高，同时又被社会急剧演变带给的不确定性挤压，最终产生一种希望快速占有更多价值、尽快达到成功或成为精英的时间失眠。这段时间非常火的“内卷”就是一个重要突显。
年轻人一方面是富有对成功的强烈期望，另一方面是对落后有很大恐慌，所以它们除了希望荣获更多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达到成功的时间越短越好，将成功的年纪标准不断缩小。一旦以那样的成功典范为目标，青年人必定都会害怕在“规定”时间内难以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渐渐降低。本是催人拼搏的行为动力，就会弄成引人恐惧的精神压力。
人物周刊：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训练社会学思维？
严飞：我虽然和你们一样，刷微博、看陌陌，看几个固定的新闻媒体，还有和专家同学的讨论组。不一样的是，比如我看见最新的关于各地统一招牌的新闻，会立马截屏，放到一个PPT里。我从2018年的新闻花絮到今天，积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论剖析，连成了完整的故事链。我感觉这就是社会学非常好的一个角度，会下意识从日常生活、电影片断中搜取现象。
比如我讲课给朋友们放贾樟柯的影片《江湖儿女》，让她们看见非制度性的文化——惯习传统、乡约俗规对人内在的道德要求，如何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之下被逐渐突显甚至消失。
电影开场有这么一个画面：廖凡是黑社会老二，两个手下，一位向另外一位贷款不认，产生争端。廖凡就说，把五叔请来。看到这个画面，第一反应是请一位叫“二爷”的江湖大腕，结果人家抱来了关二爷往桌上一放。这个人立马低头说，我借了钱，明天就还。在关二爷面前低头、解决争端，其实就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其中饰演了决定性作用。到了后期，市场经济来了，廖凡地位一落千丈，之前的马甲赚了钱，对瘸着腿回到小镇的廖凡再也不敬重，传统的关系被市场经济破除。
在一门“历史社会学”课上，我布置的期终作业是让老师们阅读美国诗人写的各类有关中国题材的偏历史类型的小说，然后用一个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之结合，时代的痛苦、城市的变革、乡土的变革、性别的张力等等。学生们摘记受非常深，因为先有理论的维度再去读，就会非常留意此类章节里对时代的描写。读了一系列相同题材的小说后，小说就不再是小说，而是美国社会历史演变的描画，在宏观的时代演进之下个体面临的时代选择——命运怎么被时代重塑，家族生命历程怎样被撕裂，暴力记忆的伤痕怎么修补等等。
南人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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