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人律师通过将日常参与相关法律服务事务的实践经验归纳和总结，梳理出了采矿权承包的四种类型和方式：

那么，上述四种类型的矿山承包合同是否均为有效呢？该四类矿山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如何认定的呢？别急，且听下文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据此，人民法院在对矿业权承包合同效力纠纷进行审理时，通常遵循采矿权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即生效的一般原则，只是对于以承包形式变相转让采矿权牟利，构成实质转让的合同，才依法给予否定性法律评价。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认定矿山承包合同的效力时，需首先对矿山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理查明，矿山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不同，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亦会不同。

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上述四种情形时，才可以认定构成了以承包形式实质转让矿业权，不能仅以其中一、二种情形即认定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矿业权”。

采矿权人将矿山发包给承包人，但并未退出矿山管理，仍继续履行采矿权人依法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承担采矿权人依法应承担的法定责任。此种情形下，采矿权人与承包人签署的矿山承包合同依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份判决，对该类情形认定的非常清晰，案号为（2015）民一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

武孝明与王占东签订的两份《合作开采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采矿权承包合同，而非采矿权转让合同。理由为：

《合作开采协议》约定，武孝明应“遵守矿业集团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必须遵循国家矿业集团及安全部门有关规范施工，规范生产、规范经营、确保安全”。在开采过程中，各方须将税费层层上缴国马公司并在国马公司处领取火工品。在销售过程中，各方须将采出的原煤在国马公司所设的磅秤上过磅以缴纳管理费。故此，从案涉两份《合作开采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并不符合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特征，王占东只收取固定数额的转让费用，武孝明自行开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认定为采矿权承包合同。

关于案涉两份《合作开采协议》的效力。该两份协议系武孝明与王占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劳务承包是指采矿权人将采矿作业发包给承包人，采矿权人向承包人支付约定的采矿劳务费，采出的矿产品的所有权归采矿权人所有。该类合同不属于以承包形式实质转让采矿权，在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情形下，依法有效。

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审理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典型案例之五：资中县鸿基矿业公司、何盛华与吕志鸿劳务承包合同纠纷案为例：

承包在矿山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大量存在，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与安全，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对合同条款予以精准把关，清晰界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精确表述合同的条款，确保合同的效力不存在瑕疵和无效的情形；再者，一旦引发纠纷，需结合承包合同签约具体内容及实际履约情况，对承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进行充分的研判和认定，切不可贸然行动，最终导致引发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