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产业展望:前景广阔,时机未到(研报)_社会热点_资讯

三条线索：老龄加速、代际转换、政策方向

1.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养老产业空间可期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进程继续提速。按照联合国标准，60 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例超过 10%，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 年末，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 亿，占总人口 14.2%，老年人口抚养比突破 20%大关。中国总和生育率在 2022 年下探至 1.18，远低于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同时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至 78 岁，总人口增速远低于 65 岁以上人口增速，老龄化进程继续加速。根据联合国预测，中性场景下到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 2.58 亿，占总人口 18.23%；到 205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 3.95 亿，占总人口 30.09%，远超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工业国老龄人口总和，成为拥有世界最大老龄群体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养老产业基础推助，市场潜力在数十万亿量级。养老产业包罗万象，包括的产品和服务涉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可以分为养老金融、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和养老地产四部分。我们可以从老龄人口总量及其消费需求对市场潜力进行估算。参考学者李军《中国老龄产业发展预测研究》以及吴玉韶《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中的测算思路，利用老年人口、人均收入和消费倾向计算，我们预计 2022 年中国养老市场规模突破 1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8.3%左右；2030 年中国老龄人群消费潜力达到 26.7 万亿元，到 2050 年将攀升到 106 万亿元。基于日益庞大的老龄人口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养老产业拥有极为广阔的市场潜力。

2.老龄趋势具有层次，产业发展存在节奏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三次“婴儿潮”，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层次。现代史一系列复杂进程，让不同成长背景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美国将不同世代冠以名称以表达特点，二战战后 1946-1964 年出生一代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冷战前期 1965-1980 年出生一代人被称为“X 世代”（Generation X），冷战后期 1981-1996 年代期间出生被称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

在中国，人们通常用“50 后”“60 后”“70 后”来进行世代划分，分别指 1950 年代、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出生的人群。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三次婴儿潮，每年出生人口都在 2000 万以上，分别是建国早期 1952-1958 年出生的“50 后”（1 亿人）、“大跃进”之后 1962-1975 出生的“60 后”和“70 后”（3 亿人），和改革开放以后 1981-1997 年出生的“80 后和 90 后” （3亿人）。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三次婴儿潮期间的出生人口分别会在2010年代、2020-2030 年代、2040-2050 年代相继步入老年期。

中国老龄化有一个核心特征是代际差异，理解代际转换是把握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节奏的关键。当前中国老龄人口以“50 后”为主，“60 后”和“70 后”尚未迈入老龄门槛。对比这两个群体，从人口绝对数量来看，“50”后远不及“60 后”和“70 后”。从教育程度来看，“50 后”接受更好教育的几率低于后者，因此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能力相对也不及后者。

不同年龄层消费位面有别，代际转换关乎产业发展节奏。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来看， “50 后”表现相对有限。“60 后”和“70 后”是新中国第一批中产，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改革开放时间节点所契合，在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相对充足的财富。

观察人口金字塔可知，他们目前年龄在 47 到 60 岁之间，1962 年出生的人群在 2027 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整个年龄组人口高峰将在 2030-2035 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根据CPFS调查数据， 2018 年我国“50 后”的家庭人均总支出为 13636 元/年，较“60 后”、“70 后”代际偏低， “50 后”总体消费能力偏弱。

结构上，“50 后”的支出中医疗保健和食品占比高于其他年龄段，文娱、交通等支出比重较低。因此我们认为，养老产业整体尚未迎来黄金时代，代际差异和代际转换的节奏将驱动养老产业细分市场发展出现分化。

3.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政策重心趋于明确

中国养老产业与政策高度相关，当前发力重点在养老金融、养老服务和老年用品三个方向。养老产业与其它产业不完全相同：并非完全依照市场化进行运作，与国家宏观政策息息相关。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中国养老产业以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等为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养老及相关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局势，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 2022-2035-2050 年中长期阶段性目标，提出“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2020 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21 年，“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 期间养老产业发展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可将当前的养老政策体系归类为养老金融、养老服务、社会参与、健康支撑、资金支持五个方面。在养老保障方面，预计未来将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在养老服务方面，未来将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进一步规范发展机构养老，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在社会参与方面，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发展适老产业，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在健康支撑方面，未来将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障，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在资金支持方面，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

养老金融大有可为，第三支柱方兴未艾

参考《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22）》（董克用, 姚余栋）的定义，养老金融（Aging Finance）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金融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养老金金融（Pension finance）、养老服务金融（Pension service finance）、养老产业金融（Pension industry finance）。

养老金金融指的是为储备制度化的养老金进行的金融活动；养老服务金融指的是除制度化养老金体系以外，社会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养老需求所采取的金融活动；养老产业金融指为养老相关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金融活动。本文重点聚焦前两者，从人口特征、代际转换、政策推进、市场供给和需求方面，分析养老金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市场的增量空间与发展路径。

1.三支柱体系持续优化，发展可期

养老金融资产是养老财富储备的核心，中国目前结构不均、缺口较大。2019 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指出：“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到 2035 年，社会财富储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今世界各国养老储备普遍采取三支柱体系形式，其概念源于世界银行 1994 年发布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其理念核心在于实现政府、单位和个人三方养老责任共担，实现养老财富储备。其中第一支柱是政府设立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重在保障国民基本生活，国家财政兜底。第二支柱是雇主发起的职业养老金计划，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方式，引导企业为员工建立积累制的补充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是由家庭或个人发起的各类私人养老计划，通过购买商业养老金融产品进行养老储备。一般由国家设立统一账户制，并给予一定税收激励。

纵观世界，衡量三支柱体系是否充足，或结构是否均衡，并无明确标准，但我们可以用 OECD 国家养老金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参考：从总量来看，加拿大、美国、英国三个西方国家的养老资金储备都在国内生产总值 100%以上，而且第二、第三支柱占比均远超基本养老金。

与中国文化传统、养老观念较为类似的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养老金资产也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50%以上，补充养老金比例超过 20%。与之相比，中国养老财富储备三支柱结构不均，且总量缺口较大，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将分别讨论。

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方面，基本保险覆盖率水平已经很高，委托社保基金部分投资收益表现亮眼，但面临改革力度不够，收不抵支，仰赖财政补贴的问题。公共养老金储备在中国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及为人口老龄化高峰而储备的全国社保基金组成。

根据人社部，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3 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4.8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2453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5.5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553 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历史累计结余 6.4 万亿元，其中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管理 1.46 万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4.88%，委托以来年化投资收益率 6.4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体运行平稳，但问题也很明显：2022 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统筹，目前只是一种中央调剂金制度，无法带来新的基本养老金规模；老龄化日益严峻，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在现收现付制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几乎已经收不抵支，资金来源更多为财政补贴。中国社科院在《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中预测，若按照现行退休年龄计算，基本养老金累积结余在 2035 年左右耗尽。因此，亟需第二、第三支柱补充。

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方面，增量空间稳定，补充养老作用逐渐显著，但覆盖率较低，结构尚不均衡。根据人社部统计公报，职业养老金在中国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分别针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截至 2021 年末，两项年金参加人数突破 7200 万人；其中，职业年金基金积累 1.79 万亿元，近三年年均规模增量近 6000 亿元，覆盖人数超过 4300 万人；企业年金基金积累 2.6 万亿元，近五年规模增速在 15%以上，年均规模增长在 3000 亿元以上。全国 11.75 万户企业建立年金计划，同比增长 11.69%，覆盖人数 2875 万人，同比增长 5.79%。2021 年企业年金市场平均收益率为 5.33%。

但是第二支柱发展也暴露一些问题，比如结构不均衡，职业年金发展快于企业年金，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中小型民企缺乏参与。目前实行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在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中占比仅为0.34%，参加人数占当年全部就业人口的3.85%，覆盖率尚且偏低。

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带动养老服务金融产品供给日渐多元，第三支柱方兴未艾。个人养老金制度是近年来中国养老政策发力最为明确的部分，是连接养老金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的通道。一系列相关政策试点大大催化养老服务金融的产品供给，对于撬动第三支柱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正式确立个人养老金制度。2022 年 6 月，证监会公布《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实施细节。同年 11 月 25 日，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 36 个城市和地区试点：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从税收上给予鼓励支持，基础额度为每年 1.2 万元，个人可以将资金投向养老服务金融产品进行市场化运营。

2.养老服务金融正当时，供需匹配

养老服务金融具有跨周期性，当前工作人群具有消费能力和旺盛需求。根据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1954），人的一生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两个主要阶段。养老服务金融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即工作期间的人群将一部分收入用来积累，为其退休期间的养老生活进行预防性财富储备。上文针对人口老龄化代际差异的分析显示，当前尚未退休的“60 后” 和“70 后”人群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养老财富储备需求十分广阔。

根据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发布的《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 2022》（项目负责人董克用、项目执行负责人张栋、孙博，下同）：60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愿意用于养老财富储备的金额占收入比重，与年龄和收入呈明显正相关。调查对象对于整个养老期间的养老资产储备预期的平均值为 90.68 万元，而目前调查对象已经储备的养老资产平均值为 39.99 万元，储备量远不及预期。其中 40-59 岁群体愿意将 25%以上的收入投入到养老财富储备，而三个年龄组实际储备达到预期储备分别只有 14.56%、20.62%、34.52%。当前工作人群与预期财富储备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通过财富储备享受更好老龄生活的意愿，是养老服务金融产品市场旺盛需求的来源。

3.十万亿增量提前布局，把握节奏

第一支柱增量有限，第二支柱增量在几年内保持稳健，第三支柱初期成长相对有限，但将迎来战略窗口。当前第一支柱达到高峰，需要战略储备目标的全国社保基金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发展稳健，按照过去三年年均增量 6000 亿我们测算，年均增长 8%左右，若保持该速度年金基金总规模将从 2021 年 4.4 万亿，累积至 2030 年 10 万亿左右；第三支柱方面，个人养老金发展初期可能覆盖面和规模有限。

根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1 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 4.68 亿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人口覆盖面约 7000 万人，仅占总人口 5%左右，因此未来几年增量可能有限。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加重、代际转换持续，以及政策完善和制度优化，比如提高税收优惠上限，打通第二、第三支柱相互转换机制，第三支柱将迎来战略窗口。

第三支柱方兴未艾，储蓄养老将逐渐向投资养老转化。简单的微观逻辑是，随着人们对养老金制度和资本市场更加熟悉，投资属性更强、风险相对更高的产品将逐步获得个人投资者认可，占比将不断提升。另外还有一个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宏观逻辑是，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负向关系。Auerbach 等（1989）总结了四个 OECD 国家老龄化对储蓄率的消极影响，蔡昉、都阳（2020）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可能是中国近十年来储蓄率下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来自日本内阁府针对 2000 年代日本的实证研究亦可以论证（参见案例研究 2），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并转化成其它形式的资产。这一现象对居民储蓄率极高的中国意义重大。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对养老金融市场增量进行了预测：中性假设下，养老金融市场到 2030 年将有 9.6 万亿增量资金，其中个人养老金占有 2 万亿左右。

案例研究 1：美国养老金第二和第三支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得益于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是世界上补充养老金运营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其实两者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参考美国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经验，对于我们判断中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节奏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养老金第二支柱包括多种计划，其中 401(k)计划值得一提，而它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1978 年 11 月，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国内税收法案》，其中第 401 条 k 款作为私营企业雇员个人退休账户可以延迟纳税的条款第一次面世。前两年该计划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关注，直到 1980 年的机缘巧合，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型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给雇员提供 401(k)计划的企业。在新的框架下，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新的企业和雇员共同承担且享有税收递延优惠的401(k)计划当中。八十年代美国走出滞胀，伴随经济腾飞和股市上行，第二支柱养老金发展愈加迅猛，仅仅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一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四十多年后的 2021 年，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持有 32 万亿的养老储蓄当中，7.9 万亿美元存放在 401(k)计划当中，为资本市场带来巨量长线资金。

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即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基于 1974 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作为纳税人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老金计划，设计之初是为了满足没有途径参与企业年金的灵活就业者的养老需求：通过个人建立税收递延使得账户所有人享受税收优惠，自主选择投资组合，准许第二支柱资金向第三支柱转移，从而实现退休资产的积累。八十年代 IRA 发展并不是很迅速，但从九十年代开始 IRA 快速扩张，从 1990 年的 0.6 万亿美元，到 2021 年的 13.9 万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IRA 账户资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实现了从储蓄养老到投资养老的变迁。计划建立之初的 1975 年，银行储蓄占有高达 72% 的资产，保险产品占有 24%，基金只占 1%。经过 20 年发展，到 1995 年，基金份额已经提升至 37%，银行储蓄占比下降至 20%。这一快速增长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IRA 已经具有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基金产品占有高达 45%的份额，而银行储蓄仅在 5% 左右徘徊。

IRA 从早期的缓慢发展到后来的迅速扩大规模，税法的改革以及第二支柱向第三支柱转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催化因素。IRA 早期只限于无法参加职业年金的个人参与，直至 1981 年出台的《经济复苏税法》规定，不管是否已经加入企业年金计划，任何个人都可以开设 IRA，IRA 的规模迎来第一波上涨。另外一个促进 IRA 规模增长的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企业年金向 IRA 的转移，促使企业年金向 IRA 转移的因素也包括多方面。第一点是企业年金法定最长授予期限(statutory maximum allowable vesting period)的缩短，由 1974 年规定的 10 年缩短为 1986 年的 5 年，2001 年进一步缩短至 3 年。企业年金授予期限的缩短意味着当雇员转换工作时，他们会在企业年金账户中积累更大数额的年金，因此能够转移进入个人 IRA 账户的数额也越大。第二点是美国雇主为雇员提供的企业年金计划逐渐从设定受益(defined benefit)转向设定提存(defined contribution)，而设定提存计划通常会在员工离职时一次性支付，从而雇员可以把这一笔金融转移进入 IRA。第三点是美国劳动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率趋势提高，更高的劳动市场流动率意味着更多的雇员会在转换工作时将他们的企业年金转移进入 IRA。企业年金能够大规模向 IRA 转移的一个很重要制度因素是转移的时候是不需要征税的，雇员可以享受即期的税收优惠。

养老服务犹有堵点，老年用品仍需时日

“9073”符合国情。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和家政服务等，其中有代表性的供给指标是服务人员数量、机构养老床位数量。中国目前推行“9073”的体系，即 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老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3%参与机构养老服务。

90%老年人在社会服务基础上居家养老符合中国国情，不仅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居家养老的传统，而且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密度高，且老龄化迅速，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因此居家养老也可以与家庭共担开支，有效节省养老费用。7%的老人参与社区养老，通过社区照顾服务养老；3%的老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这一安排在 2007年上海市首先提出，之后其它省市陆续学习借鉴，成为中国养老体系结构的基本目标。

政策主要强调补短板，但与代际转换趋势并未完全契合，供需堵点尚未解决，市场成熟仍需时日。“十四五”规划提出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套，积极推进公办机构养老改革，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定下到包括“2025 年养老服务床位达到 900 万张”在内的一系列量化目标。“十四五”规划还提出发展壮大老年用品产业，促进老年用品科技化、智能化升级。但是即便如此，面对“50 后”为主的老龄群体，大规模代际转换尚未来临，市场处于成长初期。我们认为，较为严峻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窘境，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导致供需不平衡，抑制养老服务和老年用品进一步发展。市场料将在“60 后”和“70 后”这批人数更多、消费能力相对更强、中产人群占比更高的群体步入老年生活后，迎来井喷式发展。

1.供给缺口：计划赶不上速度

面对较为严峻的老龄化，老龄人口快速增长，距离“9073”的目标，服务与用品的供给缺口仍然维持不减。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截至 2021 年底，中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0056 万人。根据“9073”的比例计算，共需社区养老床位 1404 万张，机构养老床位 602 万张。根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机构养老从业人员 61.5 万人，其中机构养老护理员约 32.2 万人，机构养老在院人数 222.4 万，意味着一名护理员服务七个老人，距离 1:4 的国家标准距离较大。

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机构养老和设施 35.8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15.9 万张。其中：机构养老床位 503.6 万张，社区养老服务床位 312.3 万张，社区养老服务床位缺口尤为巨大。观察 2015-2021 年养老服务供给数据，全国机构养老和设施数、机构养老床位数、社区养老服务床位等指标，疫情以来增长明显放缓，难以追赶发展更为迅速的老龄化进程。2025 年总床位数达标“十四五”规划的 900 万张并不困难，但距离“9073”目标，供给缺口不减反增。

老年用品主要分为医疗器械类、康复辅具类和老人日常用品类三大类别。老年用品是老年人为服务对象，提供老年服装服饰、日用辅助产品、养老照护产品、康复训练和健康促进辅具等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别：医疗器械类、康复辅具类和老人日常用品类。医疗器械主要是与医疗检测和治疗有关的产品；康复辅具指辅助老人行走或治疗的器具；老人日常用品是便捷老人使用的日常用品，例如保护头部的防撞帽。根据中国老龄协会 2019 年发布的《需求侧视角下的老年人消费及需求意愿研究报告》，中国老年用品种类不齐全，全球有 6 万多种老年用品（康复辅助器具），但中国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程度较低，自主开发的老年用品在全球占比较低。

2.需求不足：观念和能力制约

当前“50 后”老龄人口消费观念较为传统，抑制有效需求。中国 1950 年代出生长大的老人大多有过饥饿或物质匮乏的经历，即便在物质生活大发展的年代，生活也普遍倾向于节俭，因此对于开销比较高的养老服务和老龄专用产品接受度较低。同时“50 后”老人因为时代因素，观念较为传统，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对各类新技术应用的产品认知水平不足，抑制了老年用品的消费需求。这体现在养老方式接受度上：受中国居家由子女养老的传统影响较大，在观念上抑制了这批老人参与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根据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 2022》，中国人参与机构养老的意愿随年龄上升而减少，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意愿高于城市老人，当前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群更有将近七成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机构养老。

归根结底，市场扩容的最大约束并非供给不足，而是“50 后”为主的老龄人群消费能力有限。根据中国民政部，机构养老床位即便整体供给不足，但入住率却从 2010 年开始下降，到 2020 年已经不足 50%，反映出严重的供需错配。绝大多数“50 后”老年人可支配支出相对较低，在工作期间并未有额外的预防性财富储备，因此退休后养老金收入主要来自于自己先期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2014 年城镇老年人有 80%左右的收入来源于保障性收入。但问题在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虽然覆盖率高，但保障金额低：根据中国人社部统计，2012 年到 2018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待遇从1742 元到 3153 元，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从 82 元增长到 125 元，城乡差异大，整体保障水平较低。

如果我们用养老金替代率反映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根据郑秉文《养老金体系须实现两个转变》，那么中国这一指标从 2006 年 51%不断下降，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大致在 45%左右，不及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 55%，即维持这个水平才能保证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度下降。

因此在养老金普遍收入不足的情况下，老龄人群普遍需要家庭供养，难以支付相对昂贵的养老服务和老年用品，市场格局受限的背后是需求侧的疲软。根据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 2022》，超过 50%的老年人愿意为住养老院的支付金额低于 3000 元/月。再以老年用品电子血压计为例，中国有超过三亿高血压患者，但直到 2021 年，市场渗透率仅为 7%，意味用品实际销量仅为市场潜在需求的 7%，远低于发达国家 60%-70%的比率。是什么抑制了需求释放呢？我们认为，这是相距悬殊的老龄人口消费水平——发达国家的家用医疗器械人均消费水平是中国的 20-30 倍。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格局受限的背后是需求侧的疲软。

案例研究 2：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有无经验可循？

中日老龄化进程较为相似，日本养老产业发展成熟，图景值得借鉴。从人口老龄化来看，日本是当今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它的老龄化进程同样迅速：自从 1970 年左右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到 1995 年左右达到中度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4%）用时 25 年。中国自 2000 年进入轻度老龄化，到 2021 年到达中度老龄化用时 21 年。两国进度基本一致，且前后时间相差 30 年左右。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婴儿潮”、代际转换所带来的养老产业节奏究竟是不是中国专属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战后，各参战国百废待兴，大量军人复员导致普遍的婴儿潮出现，日本也不例外。1947-1949 年出生的“段階一代”(Dankai generation)有七百万人口，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出生高峰。这一代人与中国的“60 后”和“70 后” 一样：在经济腾飞的年代成长和工作，积攒了相对多的财富，见证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1-1991 年之间，日本人均 GDP 以 5.16%的速度飞涨，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结束。

先看养老金融。2007 年是日本现代人口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庞大“段階一代”步入退休生活的时刻。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早在 2000 年，日本为了提前准备养老金储备，优化了原有的三支柱体系，从强制性质的二支柱“厚生年金保险” 向自愿性质的 DB 和 DC 企业年金转型。2002 年到 2007 年之间，新的企业年金急速成长（企业预计到下一周期将会有巨额养老金负担而提前布局）。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府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风险资产持有量会提高”“假设金融资产与年龄相关的趋势继续下去，段階一代老龄化可以每年带来 0.3%的股市增长，持续到 2015 年（段階一代全部进入老龄阶段）”。显然持续十余年的“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大趋势比“段階一代”退休的 2007 年更早开始 3-5 年。因此我们认为，养老金融以其跨周期的特点，增量布局契机应早于大规模代际转换。

再看养老服务和老龄用品。观察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均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项在 “段階一代”迈入老龄化之前数年增长并不显著，甚至在 2007 年左右也并未达峰，而是在 2018 年之后井喷式发展，即“段階一代”平均达到 70 岁之时。因此我们认为，养老服务和老年用品需要静候代际转换后 5-10 年才能迎来可观增长。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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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6大流程及其细节（含各类实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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