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

邓普顿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大熊市、1987年的大崩盘……在至暗时刻，邓普顿从没有忘记，太阳依然会升起。

在股市哀鸿遍野之际，邓普顿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怎样才能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他的回答是：“除非有人急于抛售，否则绝没有其它因素能让一只股票下跌至极低位置”。他总结：你必须在别人拼命想卖出的时候买入。

在该投资思想下，他多次逆势抄底，成就了卓越的投资业绩。如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美国开始经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大萧条，在战争的号角越来越响之际，邓普顿斥资1万美元（现在约合18.3万美元），逆势买入股价跌至1美元以下的104家饱受诟病的美国公司。坚定持有5年后，这104只股票中有100只获利了，赚的钱大概是本金的5倍。这也是他的发家史。

1954年，邓普顿成长基金成立，随后38年的时间里，该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达到14.5%，即一开始投入的10万美元最终增值到1700多万美元……

90年代末，在接受媒体作家威廉·格林采访时，85岁的邓普顿将他60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成6条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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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普顿六条投资原则

第一，避免情绪化。

“大多数人在投资时会被情绪误导。他们在获利丰厚时过于粗心乐观，在损失惨重时变得过于悲观和谨慎。”邓普顿认为，资金管理者提供的一项主要服务是，帮助客户“摆脱这样的情绪主义。这是导致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邓普顿并不只是避免掉入自身情绪的陷阱，他还利用了其他投资者任性的情绪，在他们不合理地看跌时从他们手里买入股票，在他们不合理地看涨时把股票卖给他们。他说：“在其他人绝望地抛售时买入，在其他人狂热地购买时抛出，做到这一点异常因难，但能获得最大的回报。”

无论是选择职业、挑选股票，还是决定在哪里定居，邓普顿都会权衡考虑各种因素。在搬到莱佛礁之前，他拿出了几张纸，在每张纸的顶部都写上一个地名，然后在下面列出每个地方的优点，他强调说：“整个过程是不受情绪干扰的。”

第二，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这“可能是比情绪误导更大的问题……有如此多的人得到一点消息就贸然买入，他们真不了解自己买的是什么”。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每一笔投资交易都涉及两方：一方很有可能事先掌握了最丰富的信息。交易前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和调查。

邓普顿声称，勤奋对他的成功所起的作用要比天赋大得多，他经常说，他打算多打一些电话、多进行一些会谈、多做一些研究旅行。他也致力于终身学习。他说，年轻时“我四处寻找一切关于投资的书面资料，现在我仍在这么做”，甚至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说：“作为一名投资者，我每年都在努力拓展知识面。”

邓普顿认为，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都必须摒弃这自欺欺人的信念：获得优异的投资业绩很容易。“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投资之道就是问自己：‘我比专业人士更有经验和智慧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不要自行投资，找专业人士为你投资更好。不要过于自负，不要认为自己会比专家做得更好。”

第三，为避免受自身弱点的影响，投资组合应多样化。

据邓普顿测算，他在职业生涯中至少做出过50万个投资决策。多年来，他一直详细记录着他给客户提供的股票买卖建议。这些记录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约有三分之一的建议是“不明智的”。他总结说，投资非常困难，最优秀的投资者也应该认识到，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他们的决策正确率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二。

控制好自我和风险敞口。“不要把所有的钱交给任何专家，不要把所有的钱投入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人能聪明到稳赚不赔的程度，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投资多样化。”

值得关注的是，邓普顿还在接受《杰出投资者文摘》中提出，所有的资产都有风险——特别是现金。长期看，生息资产比现金，黄金，古董或其他资产更容易保持其价格。

邓普顿建议，普通投资者至少持有5只共同基金，每只基金都集中投资于金融市场的不同领域。他补充说，研究基金经理过去的业绩很有益，但这并不能保证基金经理未来的持续成功。再次强调，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了解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要太自私自大，不要以为你知道谁会预判精准。”

第四，成功的投资需要耐心。

邓普顿在二战爆发时买入了美国公司的股票，他虽然知道这些股票非常便宜，但他无法预测市场会花多长时间才能认可他的看法。他的优势不仅在于他具有超群的洞察力，而且还在于他愿意忍受年复一年的痛苦煎熬，直到形势发生预期的转变。

邓普顿热爱数学，这使他更加坚信，保持耐心是有益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到了1626年荷兰移民花24美元买下曼哈顿的故事。他说，如果美洲土著卖家以这笔钱进行投资，每年的收益率为8%的话，“今天这笔钱的购买力将远远超出曼哈顿的总价值，包括上面所有的建筑”。邓普顿把这视为解释基本金融原则的极端例子，“为了得到好的投资结果，你要能沉住气”。他警告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太没有耐心了”，他补充说，“那些一年调一次仓、不停地以一只基金转换到另一只基金的人更多的是基于情感而不是事实行事。”

第五，低点买入。

寻找便宜货的最佳方法是研究过去5年中表现最糟糕的资产，然后评估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地被那些已经获得成功并广受欢迎的资产所吸引，无论是一只猛涨的股票、基金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但是，当资产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其光明的未来时，投资它可能是愚蠢之举。

第六，不能盲目跟风。

邓普顿说：“作为一名投资者，最重要的是不能盲目跟风。” 20世纪80年代，邓普顿基金会出版社出版了永恒的经典著作《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本书是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于1841年写成的，讲述了郁金香热潮和南海泡沫的历史。邓普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为防止疯狂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剂良药：“投资者避免大众幻想的最好方法是不关注前景，而是关注价值。”

他建议，投资者应根据一系列具体的估值指标，包括公司的市价与每股销售额、每股资产净值以及过去5年的平均每股收益之间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这种对“投资基本价值”的“批判性分析”能起到防范“群体性癫狂”的作用。

另一方面，邓普顿多次强调，众口一词的投资注定是平庸的。如果大家买了同样的股票。最后的结果是肯定无法取得超出一般的业绩。“只有你和大众不一样时，才能获得杰出的投资收益。如果十个医生告诉你吃某种药，你最好还是吃这种药。同样，如果十个工程师告诉你用某种方法修建大桥，那你最好用那种方法修建大桥。但在选择股票时，众口一词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十个证券分析师告诉你买入某类资产，记住远离它，它的股价必然已经反映出其受欢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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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情绪和经济衰退蕴藏着机会，要从心理和财务准备好抓住这个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邓普顿在1992年2月14日接受美国《杰出投资者文摘》的采访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要等到经济周期反转时再行动。那时已经太迟了。”彼时，美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股市也进入了爆发期，从1990年到1999年，美国股市上涨了三倍多。

邓普顿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股市的下跌趋势会结束，我从不知道。如果我有那么聪明的话，我肯定比现在富有多了……我总是试图预测经济周期和市场周期，但我们的投资业绩与我的预测并不相符。”

他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预测准确率超过60%的机构或人。所以，他们并不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策略。但是，他坚信肯定会有反弹。“我们知道，每个熊市之后都会紧跟着一个牛市，我们知道每个经济衰退期之后都会紧跟着经济繁荣期，我们知道每个企业都会达到顶峰，股市也一样，我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时点。”

他总结，如果你等到经济周期好转时再买入，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上升空间……如果你打算在市场底部买入，必须在其他人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时进入市场。

而对于熊市，邓普顿表示，他们一直在试图让客户为熊市做好心理上和财务上的准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熊市会来临，但我们知道每隔12年至少就有2次熊市。”而他们是欢迎股价的大幅波动。在他看来，大幅震荡会困扰某些投资者，但他们来说，这种大幅震荡增加了其提高投资业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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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学着忽略悲观情绪，学着忽视媒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90年代的大牛行情开启伊始，1990年7月至10月，美国股市还一度暴跌20%。当时，邓普顿表示，从未见过投资人像1990年10月那样悲观。即便在1992年时，市场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悲观，但市场上还是有很多悲观主义者。“这是不难发现的，不管是在报纸上、电视上或者仅仅是与专业投资人聊天——许多人对未来仍然充满了恐惧。”他补充。

他认为，如果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那便是买入股票的好信号。“这说明你的投资是相对较安全的。熊市从来不会在恐惧时启动，熊市总是在市场高度乐观时出现。我不认为目前可以被称之为过度乐观，目前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反市场而行之——熊市论者。在商业界，预测明年会更好的人数是19年来最低的，国外也到处是悲观的情绪，在一片悲观声中，正是买入的良机。”

邓普顿认为，人们学着忽略媒体上的悲观情绪。

他表示，信息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人的痛苦。“实际上，人性中有对大灾难的盼望，面临可怕事情的时候，人们会变得兴奋。如果你想去卖报纸，在头版上放些最恶心最可怕的事情会促进销量。如果想让人们观看你的电视节目，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沟通，如果你想在信息沟通领域取得成功，必须去迎合人们这种喜欢可怕事情的弱点，现在，信息比我刚成为投资分析师的时候要多得多，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关于投资的节目。现在，我们充斥着各种信息。结果是，我们被坏消息所围绕，这种坏消息使人们变得沮丧。我们应当非常乐观，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幸福。我们变得悲观只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悲观的事情。”

他相信，只有部分坏消息我们需要承受，当我们习惯了坏消息，会慢慢学会忽视它。而他也相信我们可以学会忽视媒体上的悲观情绪。“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有如此多的机会共享各种信息，发生在亚洲的大灾难、谋杀和其他类似的事情，如果放在50年前，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但现在它们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这带来了悲观的效果。最终它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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