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不了解上海的人，都认为上海在古代只是个小渔村，到了近代才得以迅速发展。但事实上，今天的繁华都市上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清代著名学者侯方域曾以“云间面大海，襟带三泖滨。阴阳荡潮汐，往往生伟人”的诗句，赞美了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才辈出的盛况。的确，历史上，上海的人文传统就如同东海般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又如淀、泖湖水，源清流洁，生生不息。
三国时，陆逊初封华亭，“华亭”一词最早见于正史。唐天宝十年（751），设华亭县，标志着上海地区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仍以华亭为首县，这是上海地区第一次设州府级行政单位。南宋时，上海逐渐成为重要的港口，遂设上海镇，并建有提举市舶分司。至元二十九年，置上海县，这又是上海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设青浦县，后虽一度撤销，但又于万历元年（1573）重设。明代时，松江府辖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及作为军事要塞的金山卫，而今天属于上海地区的嘉定、崇明二县，在当时隶属苏州府。
上海人文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华亭侯陆逊的两个孙子陆机、陆云名重一时，以“弘丽妍赡，英锐飘逸”的绝世风姿，为这片土地播下了人文的种子，被誉为上海人文之祖，深深影响了此后上海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陆机叹“华亭鹤唳”，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从此，“华亭”“云间”都成为上海的别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海地区到宋元之际，文物大盛，本地竹枝词有云：“宋元之世启文风。”唐宋之时，大量北方士人南迁，在诗书礼乐熏陶浸淫之下，上海地区人文得到较大发展，力学之士众多，松江、嘉定等地的学校相继创建，营造了读书习文的文化氛围。至南宋末年，上海地区崇文之风已盛。入元以后，江南大地沦为战场，只有松江在当时僻处海滨，拥有一段难得的承平时光，四方名流如赵孟頫、杨维桢、顾瑛、陶宗仪、王逢、贝琼等文坛巨擘流寓于此，带来了外来文化的新声，丰富了本地文化，营造出了上海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陶宗仪就对日后王圻这样的上海本地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地的文人活动也逐渐活跃，唱和日趋频繁，袁凯、管讷、董纪、朱芾、陆居仁等相继崛起，他们与流寓文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赢得了“华亭壮邑，业儒者众”的美誉，为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经过宋元的沉淀与积累，上海地区的人文传统如同燎原之火，渐渐蔓延开来。到了明朝，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氛围达到了鼎盛。当时，上海地区流传一句谚语，称云间为“诗窠、棋囤、字仓场”，足以见证其浓厚的人文风尚。
不过历史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明朝建国后，朱元璋颇为敌视那些亲近张士诚的吴地文人，对苏州、松江等江南地区采取高压政策，上海文化曾一度受到打击。一直到明前期，这里的文化氛围较为沉寂，上海地区的文化仍然属于输入型，受外来影响较多，缺乏有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少有原创性的思想，更类似于苏州的附庸。
到了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以后，明朝政府已经脱离了初建时期的混乱，政治日趋稳定，上海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厚积薄发，人才辈出，群星闪耀，一批批才华横溢的文人脱颖而出，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为上海的文化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涌现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文人，上海地区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
明代上海的文化繁荣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科举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松江府在宋元时期所营造的良好人文基础上，科甲兴盛，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松郡应举者十有三人，甲科为特盛”，有明一代共计开科89次，共录取进士24866人，明代松江府共有进士466人，此外嘉定县有77人，崇明县有4人，总计进士数547人，占全国总数的2.2%。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等荣誉接连不断，为上海的文化史册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明代上海进士总数虽然不如苏州和常州，但单以县论，松江府的附郭县——华亭县的进士人数名列全国第一，上海县也在全国前十之列，可以说明代是上海科举历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科举繁荣，不仅彰显了其政治和经济的优势，更展现了上海地区深厚的人文底蕴。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乡村阡陌，依然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那些古老的建筑、传统的艺术、丰富的历史遗产，都在诉说着上海人文传统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