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
王圻参加科举，选择专经于《礼》，从七岁就随父亲学习《礼记》，因此王圻对于《礼》有着自己的心得。他在湖广时曾编有《新刊礼记裒言》，除此之外，他还有《续定周礼全经集注》十五卷。
相关传记均提到王圻曾注《周礼》十六卷，但未注题名。考诸家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均载王圻有《续定周礼全经集注》十四卷，因柯尚迁之书重为更定。清人朱彝尊《经义考》也著录此书，并录王圻自序。
《周礼》原名《周官》，内容为先秦典籍，但是秦以前之研习传授不可考，亦不被同期典籍征引，似不为时人所见。经秦始皇焚书之厄，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征之于民间，献之于朝廷，然而汉武帝认为其乃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并未加以重视，所以此书在很长时间秘而不传。汉成帝、汉哀帝之际，刘歆受命完成父业，“校理秘书”，《周官》方得以著于其所编纂的目录书《七略》中，并将《周官》改名为“周礼”。但此时的刘歆并未太关注这本书，当他提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时，并未涉及《周官》。
直到王莽当政后，《周官》的命运才得以改变。据孙诒让的考证，《周礼》之立于学官当在王莽居摄、刘歆为羲和之前，即居摄元年（公元6年）至居摄三年之间。其表面奏请者是刘歆，实际推动者是王莽。王莽之所以重视《周礼》，是想将其视作改制的依据。东汉初，刘歆的学生杜子春继承师业，大兴《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注“三礼”，给《周礼》第一次做了认真的总结，进一步肯定刘歆之论，认为《周礼》乃周公为成王所制的官政之法，并以它为“真”周制。由于郑玄在“三礼”之中特别推崇《周礼》，后人又极推崇郑玄，遂使《周礼》位居“三礼”之首。
《周官》并无作者署名，所谓周公之作，只是刘歆、郑玄的推测，现在学术界关于其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按照彭林先生的归纳，大致有周公所作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刘歆伪造说、汉初说等，大致而言，以战国说为多。一般都认为，《周官》记载的是为未来大一统而进行的官制设计，不是历史实录，并不是周代实有的制度，而是未来政权制度的想象和蓝图。历史上，王莽、宇文泰、苏绰、王安石改革官制都取法《周官》，历朝历代的官制改革或整体照搬，或借用名词，往往部分或全部参考《周官》的内容，甚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也有以此基础进行未来政治改革设计的意图，这些都为《周官》蒙上一层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周官》共分为六篇，即“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及“冬官考工记”。其中“冬官”部分内容早已亡佚，又因“冬官”司空的主要职掌为工程营造，所以有人就以《考工记》补上，这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有记载。《考工记》包括当时官营手工业的三十个工种，对各种器具名物的规制和制作记载十分详尽。
关于“冬官”缺了什么，为什么缺，历代众说纷纭。陈深甚至认为《周官》虽名为“六官”，实则原本就是五官，“冬官”是故意缺的。但是宋代俞庭春认为“冬官”不缺，而是杂于“五官”的记述中，所以他对《周礼》“五官”做了调整，成《周礼复古编》三卷，把“冬官”从“五官”中辑出，并把五官中不符者亦作了调整。俞庭春这一观点得到后世很多学者的认同，王圻就是其中之一。
王圻在序中就说，关于“冬官”杂见“五官”的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宋代以来临川俞寿翁（庭椿）、永嘉王次点（与之）、吴澄、丘葵、何乔新、柯尚迁各以己意考察夹杂在其他“五官”中的司空职事，汇辑而归之于“冬官”，虽然看似详尽，但问题是改动太多，“决择未精”，甚至将“五官”秩序搞得面目全非，所以他就在上述诸家的基础上重加订正，“官序悉依注疏，章仍本圣经”，将“五官”中“冬官”的内容汇集为上卷，而将《考工记》仍附于“冬官”之后，列为下卷。另外，王圻认为，明初朱元璋设官分职多与《周官》相吻合，所以将当初邱渚关于官制改革的奏议作为附录，便于日后研究者“稽据而取则”。
可见，王圻主要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采五官有关邦土者汇为“冬官”上卷，《考工记》列为“冬官”下卷；二是经训以郑玄、贾公彦的注疏，附以历代诸儒论说；三是篇末附丘溶关于明代职官的奏疏。是书曾经姜云龙、钱大复校，有钱龙锡、朱勋序及王圻自序。日本尊经阁文库、温州图书馆等地都有藏。
如前所述，《周官》是政制改革的蓝图，其中“冬官”涉及工艺和手工业，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手工技艺，都是王圻一向关注的内容，他编订《续定周礼全经集注》的重点就在于此。他认同俞庭椿等人的看法，想通过汇集相关资料恢复“冬官”的原貌，以了解古代手工业的管理。同时，他附入邱溶的奏疏，明显是有根据《周官》及邱氏的奏疏探索明代官制改革背后的理念和思路，展示了其一向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关注。日本学者小岛毅先生在谈及明代《周礼》学研究的走向时曾提到，明代学者关注《周礼》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周礼》与明代的国家官制有着一定的关系，其二是研究《周礼》是更贴近实用的经世之学，其三是延续对宋代学者俞庭椿的“冬官”问题的讨论和对《考工记》及其工艺的关注。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王圻致力于此的原因所在。
王圻致力于《礼》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思考。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和竞奢风气在社会上开始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明史研究者都认同晚明是一个“奢侈时代”。在晚明的方志、文集、笔记中关于奢侈风气之描述随处可见，而上海地区尤为严重。嘉靖、隆庆、万历间，在江南，特别是在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一批富商巨贾和数量日增的中产家庭，而且也为贫困之家凭借自己的勤劳、精明维持温饱，乃至步入小康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尽管江南有众多的乡村小农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但处在温饱水平及其之上的人家较其他地区更多一些，而这恰恰正是这股奢靡成“风”的重要前提。
更何况，这股“奢靡”之风不仅弥漫于北京、江南的城镇，而且扩散到大江南北，几乎席卷了士农工商各阶层。正是在这股风气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上海人陆楫（陆深之子，1515—1552）在其著作中第一次全面地论及“奢靡”问题，并提出了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开天辟地”。陆楫的观点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毕竟在那个时代，属于石破天惊。更何况，“奢侈”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容易破坏社会秩序。晚明松江城市繁华、市镇蓬勃，导致不断出现城镇无业游民。这些无业游民当然不全是为非作歹之徒，但确实有很多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者混迹于市井之中。他们到处游荡，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导致了如访行、打行、讼棍、赌博等众多社会问题。
正是欲海横流、尊卑失序的世风，使得礼学进入当时关注社会问题的部分学人的视野，并受到高度重视。王圻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他也对世风有激烈的批判，但是并未因此陷入单纯的愤怒，而是既破又立，希望通过竖起礼教的大旗，扭转世风，安定人心。王圻研究礼学，并在《续文献通考》中纳入“节义考”“谥法考”“道统考”等内容，其宗旨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其实，王圻一生中无论从事哪本书的编纂，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他背后的理念和宗旨始终是一脉相承的。王圻关注于礼学，最初的出发点可能只是为了科举，也许纯属偶然，但从结果上看，恰恰符合他一贯的治学理念。至于是专经礼学促成了这一治学理念的形成，还是从小在父亲熏陶下培养出的治学理念，推动了他研究礼学，我们暂时还不能得出明确结论，但从王圻的学术历程上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2023年5月起，区政协办公室、区教育局、团区委和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诵读活动，陆续邀请闵行区多所学校的青少年一起来读好书、善读书、懂历史、爱家乡，合力推动“闵行情”读书活动落到实处。
第三十五季，我们邀请了上海市闵行中学的学生来诵读《梅源记贤：王圻传》。华漕沿苏州河一带曾有十里“梅花源”，为明代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和藏书家王圻回乡手植。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撰述王圻这位一代文化巨擘的生平事迹和辉煌成就，全面呈现了王圻的生活环境、活动轨迹、交游情形、著述成就和思想内涵，栩栩如生地还原了王圻以一身正气出入风云官场，到梅花源畔笔耕不辍的非凡生涯，为大众全景式勾勒明代上海地区的传统文脉和江南风情。2026年4月起，第三十五季正式开启，每个工作日的21:30，我们不听不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