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上海为何盛行藏书、人才辈出?丨闵行情

崇文好学

明代，上海地区名士学者辈出，科第兴盛，这和上海地区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前文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浓重的文化氛围中，众多上海学子惴惴自奋，形成一种文化积淀，不断推进上海的繁荣，铸就上海发展史上的一个个辉煌。

一个地方文化的发达和教育的兴盛，必定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而作为知识最直接的载体、传承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书籍的收藏数量是文化发达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按吴晗先生的统计，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的藏书家共有庄肃、杜元芳、夏庭芝、孙道明四人，明代藏书家则为十七人，其中在宋元时期庄肃是最有名的藏书家，有说其聚书达八万卷，此外杜元芳的翡翠碧云楼、孙道明的映雪斋等藏书都超过万卷。

如果宋元时期，上海地区藏书只是个别现象，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普遍的风尚的话，那么到了明代，正如吴晗先生所言，这里“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营造出一方浓郁的书香氛围，吴晗先生的《江浙藏书家史略》收入明代上海地区的藏书家共十七人。这些藏书家的藏书动辄上万卷，也有数万卷、数十万卷的，数得上名号的藏书楼则有朱大韶的横经阁、何良俊的清森阁、吴中秀的天香阁、郁文博的万卷楼、孙克宏的秋琳阁、莫是龙的城南精舍、陈继儒的宝颜堂、潘允端的天然图书楼、顾从义的玉泓馆等等。王圻既是上海明代藏书家的典型代表，也是上海藏书风气的受益者。他纂辑《稗史汇编》最重要的参考书陶宗仪的《说郛》就是由松江府人收藏翻刻而成。

上海士人爱书藏书并不是如某些地方只是为聚书而聚书，为收藏而收藏，收藏各种名家名刻后只是为了向人炫耀，从此束之高阁，不让人观。王圻收藏书籍最重要的目的是用，他收集各类书籍后往往会将其内容分门别类，汇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部又一部类似于知识汇编型的大型图书。同时，他还不断将一些重要的古籍进行整理翻刻，让它们化身千百，为人所用。正是在王圻这样的藏书家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即便是一般的士人也钟爱读书。2001年宝山区杨行镇苏家宅出土了成化间曾任大兴县丞的韩思聪墓，发现棺内尸体胸部两侧摆放了线装书籍《周易会通》等十四册，左侧书籍旁还放了一支毛笔。根据墓志可知，韩思聪少年时便好读书，屡应乡试不第，“膺贡登胄监”方得为大兴县丞。他对书籍的热爱可以代表当时上海普通士人的一般情况。

博采汇通

王圻编纂《稗史汇编》仿效的是陶宗仪的《说郛》，他还整理了陶宗仪的《辍耕录》。事实上，陈继儒曾说过，自陶宗仪编纂《辍耕录》及《说郛》后，上海就有一种博雅的“气习”延续。所谓的“博雅”即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晚清学者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曾说，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风气分书香世家、崛起、俗学，所谓书香世家，就是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解字》入手，等到开始读书为文，也不拘泥于八股试帖，而是研习经史百家之学，等到长大自然博采汇通，这就是所谓的“不复向八股中求生活”。上海地区多书香世家，强调“博通”，其实就是此地的治学取向。

明代上海的学者往往著作宏富，涉猎广泛。如“最称博雅”的陆深有《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又有《圣驾南巡日录》《河汾燕闲录》《停骖录》《传疑录》《春雨堂杂钞》《玉堂漫笔》《金台纪闻》《春风堂随笔》《知命录》《溪山余话》《愿丰堂漫书》等文字流传。内容涉及经书、理书、历史、古书、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诸志、韵书、小学、医药、杂流等十三大类，如汇编成集，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陆深这一博雅之风为后世上海学者所继承，如何良俊、董宜阳、张之象都是博览群书的人。由此可见，明代上海地区盛产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王圻生长在这片博雅的沃土中，自然就从少年时经史子集、百家之言及《性理》《纲目》诸书无所不读，他编纂书籍，无论是《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还是《三才图会》，也都以涉猎广博、取材丰富而著称。

正因为博览群书，鸿篇巨制于是不断涌现。自陶宗仪的《说郛》之后，类似的大规模丛书和类书编纂在明代上海地区达到高潮，昌彼得在《说郛考》中指出，汇辑丛书之风盛行，发生于正德、嘉靖之后，丛书的辑刻之人多是云间、吴郡人氏，比如陆深之子陆楫、黄标等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小说丛书《古今说海》，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张之象的《唐诗类苑》，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三才图会》，由此直接引发了晚明两部影响深远的巨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陈子龙等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产生。王圻的图书编纂工作，既在这一发展进程之中，又对这一发展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农政全书》就引用了《三才图会》中的一些图片，《古今说海》与《稗史汇编》也有相互参考之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古今说海》开始，这些巨著的编纂大多成于众手，往往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上海学者，成为当时上海人文风尚的典型体现。根据《古今说海》的校书名氏，参与校勘者总计十余人，除了姜南为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之外，其余均为上海人，包括陆楫、黄标、董宜阳、张之象等第一流学者。而据贾雪飞考证，除原作者张之象外，编订《唐诗类苑》的二十人中，上海县有十二人，华亭县有四人，外埠仅三人。上海地区参与的学者有陈继儒、张所敬、张所望、黄体仁、徐光启、朱家法、唐仲贤、杜开美、杜士基、李中立等，仅有三人不是举人或进士。王圻虽然编纂工作主要由自己、几个儿子及亲戚、学生负责，但也有本地的一些学者如姜云龙、刘永祚、林有麟等参与。通过大型图书编纂，上海的文化血脉也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