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面尘土、伤痕累累，但我们依然且必须相信时如果不是翻开历史，投资者很难想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价格会从每株3万美元到跳水到十几美元甚至最后归零，让大量卷入其中的参与者沦为乞丐。人类的本性都存在慕强，普通投资者容易被流行风向所吸引，但如果不问利润来自何方，那么直冲云霄的价格和令人艳羡的利润可能都会成为致命“绞索”。投资大师们不是因为天性保守，而是因为有意识地搜集足够多的反面案例，明白跟风投资背后的重大风险，才提出“不懂不做”，坚持不被流行的风向吸引，从而避免不可逆的伤害。
有人会说，为何不去利用一场泡沫？追逐泡沫所带来的财富看似很轻松，实则是天下最危险的事。这是因为泡沫的破裂往往是迅速而决绝，几乎无人可以全身而退。投资者须谨记巴菲特所说的：“搞金融和挤在剧院里不一样，你不能离开座位直接向出口跑去，你必须找到能够顶替你的位置的人才行，必须有人来跟你做交易才行。”
尽管整体的金融泡沫非常少见，但局部性的金融泡沫时有发生。然而，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几乎所有的反面金融案例都显示：一场泡沫无论能吹多大，最终避免不了趋于归零的结局，而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绝不仅会丧失纸面利润，而且会丧失自己的本金，那些通过借贷来参与泡沫的投资者更是陷入负债深渊。
在金融投资中，流动性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刻消失。如果发生重大损失，这将改变你的人生，轻率的投资容易做出，但其带来的后果却会成为你不能承受之重。投资需要三思而后行，在考虑赚钱之前需要优先考虑损失的可能性。
人性的疯狂超出想象，一株本来没什么价值的郁金香球茎到1636年时价格相当于现在2.5万至3万美元，相当于“一驾新马车、两匹灰色骏马和一套完整马具”。
“不论贵族还是平民，或是农民、工匠、水手、男仆、女仆，甚至是烟囱清扫工和老裁缝女工，都在买郁金香。从上至下的各个阶级都把财产变现再投进郁金香市场中。房屋和土地被贱卖以获取现金，或者直接作为支付工具在郁金香市场上被低价出售。外国人很快也陷入这一疯狂的漩涡，于是钱从四面八方涌入荷兰。”查尔斯·麦凯在《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描述道。
毫无疑问，价格的每轮高涨都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者加入。与此同时，这也仿佛证明了价格的合理性，为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打开空间。
1637年，这场泡沫走向尾声，已经醒悟的人和焦虑不安的人开始脱身，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一些人看到他们脱手，也着急出售，由此引发了恐慌，价格迎来断崖式的跌落。要知道那些投机者中的一大部分还是用抵押财产的贷款购买郁金香的，他们要面临突如其来的财产剥夺甚至破产。
麦凯说，大量的商人几乎沦为乞丐，很多贵族失去家产，陷入万劫不复境界，这场灾难之后，人们极端痛苦，互相指责，到处寻找替罪羊，但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是大众狂热和对金融规律的无知。
对金融历史的轻视导致了泡沫一次又一次上演，人类不断重温教训。投资大师们对“不为清单”的重视程度贯彻投资始终，他们绝不去参与自己不明白的投资。
在“南海泡沫”中，牛顿损失了2.5万镑，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300万美元，由此留下了牛顿的那句名言，时常被人说起，用以提醒股市的风险——“我能算出天体的运行规律，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人们很难在金融泡沫中致富，这是因为人性难改，所有的人都不想错过发财的机会，想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撤离市场，然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追逐泡沫是踏上财富的不归路，巴菲特对此有清醒的分析。“他们明明知道，在舞会逗留的时间越久，南瓜马车和老鼠现出原形的概率就越高，但他们还是不舍得错过这场盛大舞会的每一分钟。这些轻佻疯狂的参与者都打算在午夜来临的前一秒离场。问题来了：舞会现场的时钟没有指针！”
投机看似天下最为容易的事，实则是最危险的事。总有一根针在等待着每个泡沫，当二者相遇的时候，新一波投资者会再次重温老教训。
任何金融泡沫都暗含了资金归零的风险，即使这次侥幸逃脱，下次参与金融泡沫的结果可能依然为零，再大的基数乘以零依然是零。
这就是重阳投资创始人裘国根曾说过的，运用在投资中，如果一种策略不具有“遍历性”，那么就意味着爆仓或出局的可能，投资就变成了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
在任何一项投资中，只要存在完全亏损的可能，那么不管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概率有多小，如果无视这种可能继续投资，资金归零的可能性就会不断攀升，早晚有一天，风险无限扩大，再巨大的资金也可能化为泡影，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一切。
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是要避免重大的不可逆的亏损，这也是投资大师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来不会被热点诱惑，从来不背离自己投资原则的原因。他们不是对新事物反应迟钝，而是深谙金融的历史，他们不想将自己的人生代入那些在泡沫破裂中悲惨的人生。
A股为何突然“易涨难跌”？答案藏在“大国复利”里。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证指数重返4100点。自2025年10月以来，大盘已经悄然在4000点之上运行了7个月。上证指数在2024年一季度曾下探至2600点，从2600点到4100点是一段接近60%的反弹。
“股市未必是经济的晴雨表，但一定是社会预期的晴雨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院长王文所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4年三季度，上证指数长期在2600点到3400点之间徘徊，长达多月的股市低迷，多少受了“中国见顶论”悲观论调影响。
A股从2600点到4100点的反弹之旅，也伴随着“中国见顶论”烟消云散。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经历住了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的考验，也经历住了房地产下行、消费下行、投资信心不振的考验。
在多重压力下，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等特征。中国经济向“实”向“新”，它是制度定力、治理效能、人力资本、产业根基、开放协同、风险防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孕育着股市长期向好的动力。这也正是“大国复利”的力量所在。
A股从过去几年的易跌难涨，转变为最近数月的易涨难跌。攻守易形的背后是什么？
受美以伊战争的影响，上证指数3月份一度跌破3800点，月度跌幅高达6.51%。不过，大盘在4月份迅速回升，月度涨幅5.66%，上证指数再度收回4100点。
反观大盘在2024年一季度的2600点寻底之时，上证指数月线此前已经“六连阴”，大盘在空头面前毫无抵抗力。与中国股市下行相伴随的是，海外媒体、智库等刻意制造的焦虑，有海外媒体在2023年下半年曾专门推出“中国经济放缓”专栏，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以部分事实错误推论中国经济在中长期见顶，对中国投资者信心产生较大冲击。
当时流行的悲观看法大致集中在几个层面：一是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GDP的比例达到20%—25%，房地产萎缩之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失去动能；二是政策拒绝“大水漫灌”式刺激，信心缺失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三是外部环境对中国不利。
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逐步告别房地产依赖。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过去的四年中大幅下行，2025年更是同比下行17.2%，但中国经济稳住了5%的增速，表现出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的特点。
王文表示，中国房地产对中国GDP贡献比例已经下降至10%以内，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日本1990年房地产危机，中国经济2024年和2025年仍保持5%的稳健增长。
那么，谁来填补房地产投资开发下行的空白？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新质生产力在快速成长。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2%，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实现2025年全年下降3.8%的“由负转正”。
中国没有“大水漫灌”，但精准施策。一批“十五五”时期高技术产业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工程正谋划推进；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加快，“两重”项目开工建设也在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这些向“实”向“新”的投资正在填补由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行留出的空白。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交出了亮丽的答卷：5%的GDP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前、一季度进出口总额首破11万亿元、从“新三样”到“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均有亮眼表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PPI结束了41个月的下降态势……
在房地产失速等短期阵痛面前，中国并没有急于“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既防止粗放式发展，也稳住了经济增速。
王文在其所著的《新战略机遇：迈入2035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六大核心因子的协同累积，让“大国复利”效应全面释放，呈现“领域覆盖、效应倍增化”的特征。
一是制度定力的复利：政策连续性的“利率保障”。政策的“不折腾”是复利的核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创新驱动发展”到“新质生产力培育”，从“十四五”规划到“十五五”规划无缝衔接，形成了“长期目标—中期规划—短期落地”的政策闭环。这种连续性，让每一项政策的效果都能持续累积，而非“推倒重来”。
二是治理效能的复利：风险防控的“风控屏障”。大国复利的关键是“不亏损”。中国始终将风险防控摆在突出位置，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等“本金减值”事件。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范影子银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另外，从社会治理效能看，中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化解基层矛盾，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持了社会大局的稳定，这种稳定，让企业敢于长期投资、居民敢于消费、形成“稳定—投资—增长—更稳定”的正向循环。
三是人力资本的复利：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资本升级”。人力资本是大国复利的“核心资本”，其增值效应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
四是产业升级的复利：从工业体系到新质生产力的“资本增值”。产业根基是大国复利的“物质载体”，中国的产业升级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工业体系基础上的持续迭代，形成了“产业集群—技术突破—规模效应”的复利链条。
五是开放协同的复利：从融入全球化到引领多边合作的“外部红利”，对外开放是大国复利的“外部放大器”。中国的开放不是被动融入，而是主动布局，实现了“引进来—走出去—共发展”的复利效应。
六是生态民生的复利：从绿色发展到共同富裕的“社会增值”。绿色发展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更催生了绿色产业的崛起，带动了新经济增长点。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