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敌占时期后，日军在上海县逐步建立起以伪政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通过行政、经济、文化等手段构筑起严密的占领统治，对地方社会各方面施加持续影响。

日军在上海县扶持伪政权，以“自治”为名，在当地建立起较为严密的行政、治安控制体系。1938年2月，日伪成立“上海县治安维持会”，并于6月改称“上海县自治会”。总部设在北桥镇，下辖闵行、马桥、颛桥、北桥、曹行、塘湾、荷溪等7个分会，经日军同意后由亲日分子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行政。该会意图“以一家组织确立自治政治，排击党国政治及共产思想”。此后又几经改组强化行政控制，该会先后改建为“上海特别市北桥区区公署”“上海市北桥特别区区公署”“申江县政府”，实施严格的治安管控。

为有效压制抗日力量，日伪政权实行高压警备。根据1944年《日本上海特别市联络部月报第七十号》，上海县保安队人员477人，驻地13处，并存在水巡队实施水上警戒。日伪还利用保安队、警察队和日本军开展“清乡”行动。1942年，上海县内的莘庄、七宝、华漕、诸翟、纪王、北桥、三林、陈行等地区均被划在“清乡”区内。在扫荡开始前，日伪修建了高约二米连绵不断的竹篱封锁线，该封锁线在南自女儿泾口黄浦江起，北至纪王吴淞江，东至东三林，长达一百六十余公里。日伪同时在水陆交通各要道设大小检问所，例如上海县的漕宝路七号桥被日军设下“检问所”，把上海市这条重要的运输补给线拦腰截断，盘查过往行人、车辆与船只。

1938年，侵华日军从沪闵公路北桥段经过，后为县政府旁的民新楼（钟楼）

日伪对当地物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掠夺与统制，强征徭役、苛捐杂税。据《申报》记载，1939年2月，日伪在虹桥路架铁丝网设出入口，农民须凭通行证通过入口进入上海市区，出售货物。不仅每证每月需缴纳费用，每担货物出入也需加收费用。同年，日伪贬价强购市郊运沪菜蔬，转手高价售于市区以此牟利，郊区菜农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伪北桥区公署开始征收田赋。日伪亦通过控制交通、监控工商业等方式限制物资流通，致使闵行当地市场萧条、物价飞涨。1942年3月，饥民五百余人聚集闵行卸米码头，抢夺大米；同年5月，百余镇民于当地裕成米行破仓抢米，均遭到日伪军警镇压。许多乡民迫于生计，试图翻越封锁线贩运物资，遭日军杀戮。

除此以外，日伪通过特务机关、保甲组织及土地调查委员会清查土地，抢占了闵行等郊县地区的大批土地。1944年3月，日军为扩建龙华飞机场，强拆二十余个村的民房，强圈土地两千余亩，四千余人流离失所。另外，日军还强行霸占了不少厂屋机器。在日军侵占闵行后，“中孚”所有员工躲避一空，工厂成为日军驻地。为维持生活，厂长王守恒另觅民房挂上“中兴实业公司”的牌子重新开业。日方多次表示合作意向，试图诱骗厂长与其合作。诱骗未果后，日军将工厂作为驻军司令部，将厂内机器、设备和原料抢劫一空。日伪还强拉壮丁，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拉伕队强行征拉夫役。据《申报》记载，被禁于西湖路永安纱厂中的中国人超过500人，大多是在平湖、嘉定与闵行地区被拉。伪市工务局还从闵行、徐汇等地征用民工一千四百余人。

日军还高度重视思想与舆论控制。对敢于抵制日军政策、抗日反日的对象实施恐吓、清洗和暗杀等手段，营造恐怖氛围，迫使群众顺从。《社会晚报》经理、陈行人蔡钓徒，在其刊物上长期发表抗日言论，被日方发现后惨遭汉奸组织黄道会杀害，身首异处，头上贴有警告语：“余等以断然手段对付死者，望其他中文报纸主笔，知所警惕。”另有闵行镇人乔念椿因倡导反日同样遭日伪打击。乔念椿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在上海县作出诸多善举，并创办多个企业，带动闵行当地发展，威望极高，百姓甚至将当地一条街道命名为“念椿街”。因愤慨“济南惨案”，他创立“反日救国会”，并主持建造了“救国纪念塔”。日军占领上海县后，因其名字刻在“救国纪念塔”上，不断对其进行迫害，甚至派人点火焚毁了乔家别墅，捏造罪名抓捕乔氏成员，并将乔念椿名下厂房与码头一并捣毁。此类高压政策在社会上制造出普遍的恐惧与压抑气氛。

八年敌占期间，上海县在日伪政权的严密统治和多重压迫下，社会陷入深度困厄与恐怖。然而，种种压迫也在基层社会激发了持续的抗争意志，为后续地方抗战的多样化发展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