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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5 日，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给国有券商核心岗位人员敲响了最强警钟 ——中信建投原投行业务管委会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杜鹏飞，因代持拟上市公司股份获利 410.64 万元，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2 个月，罚金 60 万元，违法所得全部没收。
这起案件的核心突破的是：国有控股券商的核心业务高管，被认定为 “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而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责。不少投行人员因 “代持”“利益输送” 踩线，但这起案件的量刑力度和认定标准，堪称行业刑事合规的 “标杆案例”。今天郑律师就结合判决细节，拆解受贿罪的认定逻辑、金额计算规则，帮国资券商从业者、拟上市企业划清刑事底线。
一、案情复盘：保代代持 IPO 股份，410万获利换 10 年刑期
本案的犯罪脉络清晰，从代持入股到减持获利，每一步都触碰了资本市场的核心禁忌：
（一）核心主体：国有券商高管，具备 “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
杜鹏飞任职的中信建投是国有控股券商，其高管任命经公司党委会决议并抄送党委委员，主导振华新材科创板 IPO 项目，属于 “从事公务” 的核心岗位 —— 这一身份认定，成为后续以受贿罪追责的关键前提。
（二）犯罪行为：代持入股 + 虚假核查，利益输送闭环
2019 年 8 月，杜鹏飞以辅导组组长、保荐代表人的身份，通过友人刘飞代持，出资 150 万元 “突击入股” 振华新材；2021 年 9 月公司上市，2022 年 9 月股票解禁后，代持账户减持获利 410.64 万元，杜鹏飞个人分得约 200 万元。更严重的是，杜鹏飞还违规出具战略投资者资金来源虚假核查报告，为自身利益输送铺路。
（三）追责与判决：全额追责 + 重刑，行政刑事双重震慑
案件经审计署移送线索，监察委留置调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法院认定：杜鹏飞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以代持账户全部获利 410.64 万元作为受贿金额（而非个人实得 200 万元），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2 个月，罚金 60 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此外，杜鹏飞还可能面临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中信建投也可向其追偿公司损失。
二、裁判核心：受贿罪认定的 4 个关键法律规则
关键规则 1：“国家工作人员” 的认定，看 “公务属性” 而非 “编制”
很多从业者误以为 “只有体制内有编制才算国家工作人员”，但本案明确打破这一误区：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认定核心是 “从事公务”：国有控股券商的核心业务高管，若负责 IPO 保荐、重大项目决策等关键工作，且任命经党委会决议，即具备 “从事公务” 属性，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郑律点津：杜鹏飞作为国有券商投行业务高管，主导 IPO 项目，符合 “国家工作人员” 认定，因此以受贿罪追责（量刑远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关键规则 2：受贿金额认定，按 “全部获利” 算，不按分赃比例
杜鹏飞辩称应按个人实得 200 万元计算受贿金额，但法院未支持，明确了金额认定规则：
受贿金额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全部利益为准，而非行为人个人分赃数额；
本案中，代持账户通过减持获得的 410.64 万元，是杜鹏飞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的完整利益，无论其与代持人如何分赃，均全额计入受贿金额。
郑律点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明确 “非法收受财物” 为受贿核心，完整利益所得是追责的基础，体现对利益输送的 “全额打击”。
关键规则 3：“代持入股”+“虚假核查”，从重处罚的双重情节
本案量刑达到 10 年以上，核心是存在两个从重情节：
行为性质恶劣：作为保荐代表人，利用 IPO 辅导、核查的职务便利，突击入股拟上市公司，属于典型的 “利益输送”，破坏资本市场公平；
伴随违规行为：为掩盖代持事实，违规出具虚假战略投资者资金来源核查报告，违背保荐人 “勤勉尽责” 的法定义务，加重了违法性；
量刑依据：受贿金额 410.64 万元远超 “数额特别巨大”（300 万元以上）的标准，结合从重情节，判处 10 年 2 个月有期徒刑，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量刑梯度。
关键规则 4：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并行，损失追偿不缺位
本案明确了 “多重追责” 的逻辑，违法成本远不止刑期和罚金：
刑事责任：有期徒刑 + 罚金 + 没收违法所得；
行政责任：违反《证券法》禁止从业人员持股、勤勉尽责义务，将面临证监会行政处罚（罚款）和市场禁入；
民事追偿：中信建投可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杜鹏飞追偿因违规行为导致的公司损失（如声誉损失、监管处罚损失等）。
三、实务启示：国有券商从业者与拟上市企业的双向合规指南
（一）对国有券商从业者（保代、投行高管、核心业务人员）：3 个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利用职务便利 “突击入股”：无论是直接持股还是通过亲友代持，只要是利用 IPO 辅导、保荐、核查的职务便利，入股服务对象公司，均可能构成受贿；
绝对不能忽视 “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对应的责任：国有控股券商核心岗位人员，需明确自身 “从事公务” 的属性，杜绝 “非国家工作人员无重罪风险” 的侥幸心理；
绝对不能违规出具虚假文件：核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等必须基于事实，虚假陈述不仅会加重刑事处罚，还会导致行政追责和民事追偿。
（二）对拟上市企业：2 个 “必须警惕”
必须警惕 “保荐人关联入股”：拒绝保荐机构核心人员、亲友以代持等方式突击入股，避免因 “利益输送” 影响 IPO 进程，甚至牵连自身面临监管处罚；
必须警惕 “虚假核查配合”：不得配合保荐人出具虚假材料，若发现保荐人存在违规行为，及时终止合作并报告监管，避免成为共同犯罪的 “帮凶”。
（三）对已涉类似行为者：2 步紧急止损
第一步：主动自查整改，若存在代持、违规持股等情况，立即清理股权，全额上缴违法所得，保留相关凭证；
第二步：若已被监管或司法介入，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争取从轻处罚；同时梳理自身岗位是否具备 “国家工作人员” 属性，明确辩护方向（注：具体辩护需结合个案证据，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
四、郑律师的观点：国有券商从业者的合规，是 “高压线” 而非 “警戒线”
杜鹏飞案的判决，本质是司法对国有资本市场中介机构 “廉洁从业” 的刚性要求 —— 国有控股券商承载着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公共职责，其核心岗位人员的行为，不仅是个人职业操守问题，更是 “从事公务” 的履职行为，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刑事约束。
在我看来，很多国有券商从业者陷入误区，根源是混淆了 “市场化业务” 与 “公务属性”。即便券商是市场化运作，但只要是国有控股、核心岗位涉及重大项目决策和公共利益，就具备 “公务” 属性，触碰利益输送的红线，就可能构成受贿罪而非普通商业贿赂犯罪，量刑差距巨大。
对国有券商而言，合规不是 “成本” 而是 “保命符”；对从业者而言，廉洁不是 “道德要求” 而是 “法律义务”。IPO 保荐、并购重组等业务中，职务便利带来的 “短期利益”，远不及 10 年刑期、终身案底的代价沉重。
作者简介
郑勇律师，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南京大学生物本科、国际金融硕士。20年证券行业从业经验，在头部券商担任保荐代表人十余年，曾被评为《新财富》最佳保荐代表人，深刻理解证券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
现展业为专职执业律师，专注于证券领域的民事索赔、刑事辩护、公益维权和资本市场法律服务，致力于 “用法律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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