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法实施,这些行业将受到重大影响

⏩ 关键不利条款：

《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并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当期起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配套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号） 明确：“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的销售额，应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销售额”，且“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1日”。

⏩ 不利影响及原因：

影响：税负成本和违法成本呈指数级飙升，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

原因：此规定彻底堵住了长期存在的“税收漏洞”。

新规前：这类企业通过隐匿收入、分拆收入等方式使账面年度销售额低于500万，维持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享受1%征收率甚至免税。即便被稽查发现往年实际销售额超标，补税时仍可按稽查当期的小规模纳税人身份适用低征收率（1%），违法成本极低。

新规后：稽查查补的销售额将追溯调整至业务发生当期的销售额。一旦调整后其当期累计销售额超过500万，则从超标当期的第一天起即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补税需按一般纳税人的高税率（如销售货物13%、服务6%）计算，并可能加收滞纳金和罚款。此举将“巨婴小规”的偷逃税成本从1%直接提升至6%或13%，极大地压缩了其不合规生存空间。

依据：文档中《增值税新规一出 巨婴小规无生存空间》及毕马威分析均明确指出，这是“封堵了巨大的税收漏洞”，并将“迫使大量实质上已达一般纳税人规模的企业主动规范管理”。

⏩ 关键不利条款：

《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医疗机构……不包括营利性美容医疗机构。”

⏩ 不利影响及原因：

影响：直接丧失增值税免税资格，整体税负将显著增加。

原因：《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此前，部分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美机构常将医疗美容服务混同于免税的“医疗服务”。《实施条例》以负面清单形式，将“营利性美容医疗机构”明确排除在免税范围之外。这意味着，自2026年起，无论营利性美容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医疗行为，其收入均需按规定缴纳增值税（通常适用6%税率）。这不仅增加了行业税负，也终结了对服务性质进行模糊处理的避税空间。

依据：文档中《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美容医疗机构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及《中国税务报》的相关案例都预示了这一变化。

⏩ 关键不利条款：

《增值税法》第十三条：“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

《实施条例》第十条：“增值税法第十三条所称应税交易，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包含两个以上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的业务；(二)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附关系……体现交易的实质和目的……”

⏩ 不利影响及原因：

影响：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和争议风险急剧增加，合规成本和税务规划难度上升。

原因：新法取消了旧规中“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又涉及服务”的混合销售定义，引入了更具主观性的“业务间主附关系”和“交易实质”判断标准。

例如，在一项“电梯销售+安装”合同中，判断是按主要业务（销售货物13%）还是按附属业务（建筑服务9%）征税，高度依赖于合同的商业实质，缺乏量化标准。

这给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带来巨大挑战，也极易引发税企双方对“交易实质”理解的差异，导致税务争议。企业原有的通过合同分拆、分别核算来优化税负的做法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依据：毕马威分析指出该判断“采取定性原则，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且“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对业务主附关系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分歧，进而导致税收争议”。

⏩ 关键不利条款：

《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纳税人适用退（免）税、免征增值税的出口业务，应当按照规定期限申报；逾期未申报的，按照视同向境内销售的规定缴纳增值税。”

⏩ 不利影响及原因：

影响：合规风险和潜在税负风险大幅提高。

原因：虽然正式条例未像征求意见稿那样明确36个月的最晚申报期限，但“按规定期限申报”和“逾期视同内销”的规定传递了严格管理的信号。

现行政策对逾期申报的出口业务，在收齐凭证后可补办退税。新规下，一旦逾期未申报，将直接失去退税（免税）资格，需按内销计提销项税额（如13%），导致企业资金成本和税务损失激增。

这对企业的出口单证管理、信息流转和申报流程的效率与准确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依据：司法部答记者问中提到《条例》“规定了出口退（免）税的计算方法、申报期限”，毕马威分析也提示企业需“关注后续对出口退（免）税制定的具体操作办法以遵从合规要求”。

⏩ 关键不利条款：

《实施条例》第四条：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包括“境外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服务、无形资产与境内的货物、不动产、自然资源直接相关”的情形。

⏩ 不利影响及原因：

影响：符合“境内消费”认定标准的范围可能扩大，导致部分原以为发生在境外的服务需在中国缴纳增值税。

原因：新规明确，即使服务的购买方和销售方均为境外主体，但只要该服务与境内的资产“直接相关”，即可能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消费，需要缴纳增值税（通常由购买方代扣代缴）。

例如，一家境外设计公司为另一家境外矿业公司提供位于中国境内的矿山勘探设计服务，则该服务可能被认定为境内消费。

“直接相关”的判断标准模糊，在实践中易引发争议，增加了跨境服务供应商的税务复杂性和遵从成本。

依据：毕马威分析指出，这与原财税[2016]36号文相比是重要变化，且“直接相关”的判断标准“可能会在实操中存在较大争议”。

条款：《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自然人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

影响：增加了额外的代扣代缴合规义务和系统建设成本。平台需为大量C2B交易建立代扣代缴流程。

条款：《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要求对无法划分的进项税额在次年1月进行全年汇总清算。

影响：此项年度清算义务从税务机关的“可以”权转变为纳税人的“必须”义务，增加了企业的核算和申报工作量，合规要求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