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解读 | 供需失衡下,山西焦化行业如何走出“夹缝”?

焦炭是炼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燃料、还原剂与料柱骨架，其需求直接取决于粗钢与生铁的生产规模。“十四五”期间，在“双碳”目标与粗钢产量调控政策的驱动下，国内粗钢产量连续回落，并于2025年首次跌破10亿吨，标志着行业进入明确的减量发展周期。同期生铁产量也呈下降趋势。然而，焦炭产量却在产能置换的滞后效应推动下逆势增长，与钢铁生产形成显著背离。

这一结构性矛盾源于钢铁与焦化两大行业供给侧改革推进节奏的错位。一方面，全国钢铁产量已于“十三五”末实现基本达峰并进入压减轨道；另一方面，焦化行业“上大压小”置换高峰集中于2021-2023年，大型焦炉集中投产带来阶段性产能净增，推动产量提升。其结果是，行业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从2021年的75%下滑至2024年的71%左右，焦化环节在产业链利润分配中话语权极低，利润向上游煤炭和下游钢铁两端集中，自身却陷入“增量不增收”的困境。

展望未来，这种供需失衡预计将延续至“十五五”初期。待4.3米及以下落后焦炉在2027年前后全面退出、产能结构彻底优化后，焦炭与钢铁产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才可能逐步恢复。

立足全国最大的焦炭生产省份，山西省焦化行业长期立足于本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但随着下游钢铁需求收缩进一步加剧市场弱势。在“双碳”目标约束和产业政策趋严的背景下，山西省焦化行业亟须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寻求绿色化、链条化的转型新路。

根据《2024年山西省统计年鉴》，2023年以焦化行业为主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营业收入占全省工业企业营收总额的7.94%，平均用工人数占全省工业企业用工人数的4.24%。

2025年中国焦炭产量50412.1万吨，其中山西省焦化行业以10197.4万吨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一。截至2025年12月，山西省生态环境厅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日均值数据显示，山西省在产焦化企业64家，涉及产能约11498万吨，分布在山西省8个地级市的34个县区。目前山西省的焦炭主要集中在山西省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中以吕梁、长治和运城为核心产业带。

在过去十年中，山西省所产焦炭的省内需求占比基本维持在23-29%左右，其余焦炭则主要销往省外，同时少部分用于出口。调研显示，河北省是山西省焦炭最重要的外部消费市场之一；此外，江苏、山东和辽宁等粗钢生产大省也对山西省的焦炭保持一定需求。

在本省钢铁企业所需焦炭基本由省内供应的背景下，钢焦一体化企业凭借稳定的上下游协作，在供应保障和质量控制方面更具优势。相比之下，独立焦化企业则高度依赖省外市场需求，发展受外部环境波动影响显著。一旦外省焦炭需求因国家粗钢产量调控和自身低碳转型而缩减，独立焦化企业将面临较大的销售压力和库存积压风险。

从山西省内焦炭的流向看，本省钢铁行业是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消费量占全省焦炭总消费量的95%以上。如此高的占比，根源在于山西省钢铁生产工艺的结构特征：粗钢生产中95%以上的产能依赖于长流程炼钢。在长流程生产中，焦炭作为高炉炼铁环节的核心原料，是生产得以持续运行的刚性支撑。

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基于能源消费总量估算，2013-2022年山西省焦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先降后升，处于3400-5300万吨之间，占全省排放的6%-10%左右。尽管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取得了减排成效，但山西省焦化行业的总体生产规模和高碳排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目前，山西省已形成多个焦化产业集聚区，其中孝义经济开发区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与清徐精细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焦化产能分别达到1870万吨和1100万吨，是省内重点发展的煤焦化产业园区。

2024年至2025年期间，绿行太行团队对山西省61家焦化企业展开实地调研，发现其中49家企业存在污染物排放不符合行业标准的情况，共涉及191个无组织排放问题和15个有组织排放问题。无组织排放问题主要出现在焦炉炉顶、机侧与焦侧炉门处的有色烟气逸散，以及焦炉炉顶上升管区域的蓝烟排放。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重点园区内的新建厂区同样存在较多无组织排放现象，与山西省要求新建项目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仍存在明显差距。

左图：焦炉机侧和炉顶有色烟气逸散

右图：焦炉机侧黄色烟气逸散、上升管蓝色烟气逸散

从国家顶层设计看，《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将焦化行业明确列为重点领域，并设定了单位产品能耗的标杆与基准水平。为落实国家要求，山西省提出了以“上大关小、扶优汰劣”为核心的产能整合策略。山西省强力推动以干熄焦技术改造为代表的节能技术全覆盖，是提升能效的关键举措。

环境治理的施压正在加速焦化落后产能的出清。国家2024年初推进实施焦化行业超低排放，要求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清洁运输三大环节进行全流程改造。山西省在早年便制定了更严格的地方版方案《山西省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要求全省焦化企业在2023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造，比国家给重点区域设定的2025年更为提前。同时焦化行业绩效分级制度也在不断推动企业进行环保提升改造。在未来，无法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绩效A级的企业，可能将面临停限产，甚至淘汰的风险。这些政策使资源向环保领先的头部企业集中，也为先进产能的发展腾出了市场空间和环境容量。

政策在约束的同时，也引导企业向循环经济和产业链延伸方向发展。政策支持企业回收利用焦炉煤气中的氢气、甲烷等高价值成分，生产合成氨、甲醇、LNG乃至氢气；鼓励对煤焦油进行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品，推动焦化行业从单一的燃料供应向“焦、化、氢”联产的综合能源化工中心转型。

焦化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上游连接着炼焦煤资源，下游支撑着钢铁工业的高炉冶炼。这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均较为强势，分别掌握着一定的定价权，使得焦炭市场整体呈现弱势运行态势。

在这种两头承压的形势下，价格下跌多于上涨，利润空间被压缩，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同时，国家政策并不鼓励独立焦化企业的发展，这使得焦化行业的整体发展空间受限，仅依靠降本增效等战术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企业是否决定转型，首要考量是资金能否支撑转型投入。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产业链延伸来“反哺”焦化主业，以额外收益弥补主营业务亏损，力求在行业低迷期中维持生存，等待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重新获得利润空间。

转型前景不明，使得不少企业在明显感受到转型压力的情况下，难以下定转型决心。也存在部分案例，企业基于市场判断认为继续投资焦化生产已无利可图，但由于其对地方GDP和就业的支柱作用，在地方政府的推动或要求下，仍不得不维持产能规模。

山西省焦化行业正经历结构性分化和深度调整。大型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资源优势，更易于拓展新业务、实施多元化战略或通过股权运作实现转型；而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压力、技术储备不足及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弱，往往选择聚焦降本增效和环保达标等生存性策略，转型步伐相对迟缓。

未来，随着政策与市场双紧，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转型能力的企业将面临更大淘汰压力。

面向未来，山西省焦化行业应结合企业实际，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